張文木自己也不清楚什麼時候國外把他稱作「中國學界鷹派人物」，當2000年張文木在傳媒公開「槍杆子裡面出大國」主張後，「鷹派張文木」的尖叫聲在國外更是甚囂塵上。
張文木是在接受《華聲視點》雜誌採訪時說這番話的，當時他說：「我覺得，目前中國的歷史進步已從『槍杆子里出政權』階段進入『槍杆子裡面出主權』階段。因為，中國現在已經到了不進則退的關鍵時刻……中國現在還不夠強大，但完全有條件成為大國。而要成為大國，就必須有打大仗的能力與準備。」
為了更完整地發表自己的主張，他還強調：中國目前要做的首先應該是軍事上的準備，任何對話和談判都是以實力為後盾的。而實力首先是軍事實力。我們絕不能等到有了「敵人大規模入侵」時再作軍事準備。
其實「槍杆子裡面出大國」的主張一直貫穿了張文木的學術研究。1997年張文木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後進入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就中國安全戰略問題發表了一系列在外界看來十分「激進」的文章，引起中國高層的重視和社會各界的關注。特別是科索沃戰爭期間，張文木看到了經濟革命引起的現代戰爭模式的改變。那還是在科索沃戰爭初期，有不少人把這場戰爭與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進行比較，認為美國正在面臨越戰式的災難。而張文木卻持相反的判斷，他認為，這是「一場克勞塞維茨式的傳統戰爭理論與現代高科技信息戰爭理論所進行的有史以來最認真的較量」，美軍不會陷入「越戰式的災難」。戰爭的結果正如張文木的判斷。
由科索沃戰爭，張文木聯想到世界軍事技術革命對中國未來安全的影響。他認為，由於科技革命已使戰爭模式完成了從制陸權到制海權再到制空權的立體轉換，在新世紀的戰爭中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因素不取決於一國陸軍的數量和作戰能力，而取決於該國的海軍和空軍的高科技含量及由此形成的作戰能力，誰掌握了外層空間繼而深層海域的監控技術，誰就掌握了低層空間的制空權和制海權，誰就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因此他提出：「中國必須迅速將目前以本土防衛為主的國防模式調整為以制海權和制空權為主的國防模式。否則，就不能確保中國在21世紀的國際政治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人們在閱讀張文木的文章時，發現「發展權」和「海權」兩個詞出現得比較多。這兩個詞又是相互關聯的，「海權」是一個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必要前提，而「發展權」則是國家生存最核心的部分。我們也可把這兩組詞視為張文木戰略研究中最核心的部分。
張文木看到，近代中國政府被迫失去主權的戰爭都不是敵人全面和大規模入侵的戰爭。國家的綜合國力只有在無限和全面的總體戰爭中，才能發揮作用。而經驗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戰爭的失敗才導致國家的失敗。打贏局部戰爭的關鍵並不是綜合國力而是軍事技術及由軍事技術決定的軍事指揮藝術。在未來戰爭中，物與物的衝突已代替傳統地位的人與人的衝突；在遠距離空中和海上打擊後，並在對手已絕無反擊能力的條件下，入侵者才會發動地面戰役。對目前的中國而言，如果沒有海權，對台灣和南沙充其量只能有名義而非事實的主權；但若因軍力不濟而導致戰爭失敗，則很可能徹底失去與這些地區的主權聯繫。因此，中國現在必須迅速加大國防與軍事力量的建設。「我們也應該確定『周邊事態』的概念。當周邊事態有可能威脅我們時，我們也應確定『主動出擊』的觀念。絕不應把未來的戰爭引入我們的領土，而應該直接引入敢於跟我們敵對的國家境內。」
他看到19世紀英國的資本擴張給法國帶來了一系列問題，結果造成法國在與英國的對抗中崛起，成為資本全球化和國際力量多極化進程中的第一極。緊接著德國、美國、日本這幾極都出來了，並且都是打出來的。目前的中國也面臨著這種形勢，因為中國需要爭取發展權。
張文木眼中的「發展權」，從經濟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範圍內自由貿易不受侵害的權利」。而贏得這種權利的關鍵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貿易必需的交通線，特別是海上交通線的權利。如何保障這種「發展權」呢？張文木推出來的結論是：「需要槍杆子來捍衛。」
正是張文木的這個推論引起世界一些國家對他的猜疑，有人稱他是中國最具「野心」的知識分子，於是「強硬學人」「鷹派人物」的帽子向他飛來。美國中央情報局甚至懷疑他有中國軍方的背景，結果發現他與軍方毫無瓜葛。
面對國外一些人士對他的評價，張文木很平靜。在他看來，愛好和平的中國基本上不存在所謂的「鷹派人物」，中國從來沒有侵略過別國，也一直在避免戰爭，但是中國有保衛自己國家和礪志圖強的權利，有與其他國家一樣享有平等的、不可侵犯的「發展權」，在這一點上，中國只有「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沒有「學界的鷹派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