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12日，美國蘭德公司的中國問題專家毛文傑風塵僕僕地來到北京，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打聽一個叫沈偉光的信息學專家。當毛文傑在軍事科學院的協助下終於找到沈偉光時，這位蘭德專家愣住了：站在他面前的「信息戰之父」不但不穿軍裝，而且還如此年輕。
「您好！在我們美國有很多人知道您和您的書！」
毛文傑對沈偉光似乎有一種出自本能的好感，他笑容可掬，曆數沈偉光的歷年軍事著作《信息戰》《思維戰》《製造革命》《新軍事問題》等，極盡讚譽。這讓沈偉光吃驚不小。
美國蘭德公司有「美國腦庫」之稱，曾經長期為美國軍方服務，是全球最著名的智囊團。他們正在準備一個「信息戰戰略」的大型策劃，在查詢本來就屈指可數的信息戰資料時發現了中國沈偉光的《信息戰》。
沈偉光的《信息戰》是1990年3月由中國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次提出了「信息戰」的概念，曾被國外媒體譽為軍界的「第三次浪潮」，比號稱全球最有影響的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在《權力的轉移》一書中提及社會生活範疇內的信息戰早了8個月。美國著名戰略研究員埃弗雷特及同行在《信息戰與美國國家安全的評論》一文中向世界宣布：「世界上最早提出信息戰概念的，是一位非西方人——中國的沈偉光先生。」並同時指出：「像許多有洞察力的天才思想家一樣，沈偉光闡述的許多信息戰概念的核心思想都是正確的。」
沈偉光的名字一夜之間傳遍全球。
蘭德公司自發現了沈偉光後，便對他的研究成果進行了長達數年的跟蹤，但對他本人知之甚少，於是蘭德公司不得不放下架子，派毛文傑直奔北京，與神秘的沈偉光見上一面。
曾經有記者直截了當地問過毛文傑：蘭德公司是世界最著名的戰略諮詢機構，為什麼偏偏在這個時候找上一位中國學者晤談？
毛文傑顯出一種西方式的真誠和無奈：我受命起草蘭德公司歷史上繼《核戰略報告》之後第二個最重要的報告——《信息戰戰略》，不找他還會找誰？
可以說，毛文傑是帶著一腦子的疑問來到北京的，在與沈偉光的交談中，他不無感嘆地對沈偉光說：「我們美國人是從技術和軍事這個層次一步步上升到戰略高度的，而你的研究居然一下子從戰略上解決了這個問題。」
沈偉光不卑不亢地說：「你們美國人講實用主義，我們中國人可能在技術上不如你們，但在思想領域絕對不會亞於你們，因為戰爭戰略思想的源頭就出自我國古代的孫子。」
長久的交談，毛文傑發現沈偉光這位中國學者身上凝聚著難以言說的東方智慧。
沈偉光的智慧折射出一個中國軍人的神聖使命感，而「信息戰」理論的挖掘則來源於實戰中的思考。
沈偉光1976年入伍。1984年，他參加了我軍邊境自衛反擊戰。
他趕往前線的那天正是中國的大年三十，他在南國的山路邊看到了許多長長的包裹著戰友遺體的墨綠色塑料袋，上面系著白色布條，寫著不同的人名。其中有3個是他的杭州老鄉……
這是他第一次踏入戰場，第一次親眼看到戰場上的殘酷。他的心為之一震。
後來有一次他陪同一位將軍來到麻栗坡，這裡曾經是一片荒丘，現在卻已布滿了戰友的白色墓碑。他記得那位憤怒的將軍從戰士手中拿過自動步槍，對準天空扣動扳機，發泄對敵人的仇恨。
沈偉光陷入了沉思……
在戰地指揮所的帳篷里，有兩本書始終伴隨著他，一本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還有一本是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作為軍部作戰參謀，他無時無刻不在尋找著一種至高無上的克敵之法。他想到了古代的軍事家孫子，也親眼看到了自己的戰友在槍林彈雨中倒下。在反擊戰的硝煙中，他開始萌發了這樣的思路：好男兒保家衛國不惜赴湯蹈火，而當信息革命來臨時，還有無可能出現另一種克敵制勝的戰爭形態？是否可以在無聲無息中破壞敵人的陣營，打碎敵人的進攻，在零傷亡中尋找到取勝之策？古代孫子不是早就說過「不戰而屈人之兵」嗎？
「我參加過20世紀中國最後那場戰爭，看見過親愛的戰友被戰火摧滅。3年的戰爭經歷，使我對戰爭的意義和殘酷性有了感性的認識。當時我祈望有一種替代這種殘酷戰爭的新形式。傳統的戰爭是以人和物作為戰爭對象的，計算戰果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指標。能否設計一種文明的戰爭，把人和物排除在外？變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為控制敵人、保護自己？這是我當時最樸素的感情，因為在可預見的將來，還很難想像戰爭先於人類消亡，我們只能面對現實，順應它！我就是以這樣批評的眼光，帶著這些不可思議的問題，開始了對信息戰的研究。」沈偉光後來在一篇文章中道出了當時「信息戰」思想的發韌。
當時計算機在中國還是稀有之物，他能接觸到的計算機也僅限于軍部機要室里用於打字的那幾台。但他似乎已經預感到計算機將成為未來戰爭必不可少的工具。於是「信息戰」幾個字開始在他的腦海中盤桓，由此他還聯想到以下的相關語：信息邊疆、信息憲兵、信息聯盟、信息化軍隊、信息工廠……
部隊班師回營，沈偉光成為了某軍區司令員的專職秘書。他開始把零零碎碎有關「信息戰」的理論進行梳理，形成了理論「胚胎」。
在沈偉光看來，「信息」這個名詞，相對於時代來講，是與農業時代、工業時代相對應；就社會形態而言，又與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相呼應；同時，它又是與物質、能量相提並論的人類必需的三大資源之一。只有從這個層次上去認識，才能揭示真正意義上的信息戰。他當時提出的信息戰的概念還是比較客觀的：廣義地指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及社會一切領域對壘的軍事集團搶佔信息空間和爭奪信息資源的戰爭，主要是指利用信息達成國家大戰略目標的行動；狹義地是指武力戰中交戰雙方在信息領域的對抗，奪取制信息權。
沈偉光在其理論體系中首先建立了一個「非暴力戰爭」的模型，大膽地把戰爭與暴力人為地剝離開來，而把武力戰剝離出來的內容和信息戰設計結合在一起，從而指出信息戰作為一種最為「前衛」的新型作戰模式，是一場不流血的戰爭。在沈偉光這裡，戰爭的目的發生了令人不可思議的根本性改變。這時戰爭方式不但與暴力南轅北轍，而且更趨優雅和文明——「戰爭將主要不表現為攻城掠地，不在於流血，而是為了實現某種控制，尋求利益平衡點。在戰略上主要是摧毀敵人發動戰爭和進行戰爭的意志；戰役層次是打亂敵方的決策程序；戰術層次才是打癱敵人的力量體系。」
在這裡，沈偉光所推崇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爭形態之夢得到了最大的釋放。但他堅信這種別開生面的「信息戰」看似不動聲色，卻體現了戰爭的本質，「把戰爭推到懸崖邊，其危害比核武器還要大」。
1985年夏，沈偉光回杭州探親，開始了《信息戰》的寫作，一年後，22萬字的《信息戰》已經完稿。該書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國際關係等角度，研究了信息戰的形成、發展及其給全球帶來的震蕩與裂變，並且高層次地探索了信息戰的戰略等問題。
他雄心勃勃地把書稿寄給一家軍隊出版社，可在當時這種前衛的理論鮮少有識者，書稿如泥牛入海，杳無音訊。兩年後，他向出版社要回了書稿，把書中的主要觀點摘編成一篇一萬多字的論文，寄給《解放軍報》，《解放軍報》以《信息戰的崛起》為題，對沈偉光和他的理論作了簡短的介紹。
1990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見識到杭州詩人龍彼德。龍彼德對沈偉光的這部奇書很感興趣，於是他便把《信息戰》手稿推薦給了浙江大學出版社編輯劉潔女士。這個以出版文化教育類為主的大學出版社以超人的智識決定破天荒出版這部近於「天方夜譚」的軍事著作。
《信息戰》的出版似乎是對沈偉光15年軍旅生涯的總結和紀念，1991年8月，沈偉光脫下少校軍服，轉業來到浙江省委辦公廳工作。當時不少人都認為，「信息戰」只不過是沈偉光對未來戰爭的一種理想式發問，未必具有生命力或形成廣泛共識，而離開了部隊的沈偉光也將從此被遺忘。可就在人們用質疑的目光看待沈偉光的時候，中央高層和西方戰略專家已經把目光瞄準了沈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