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3日，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前來中國探口風的美國財政部長斯諾，在北京舉行了一個專門的早餐會，受邀者除了美國使館官員、美中商會代表、部分美國在華企業代表外，還特別邀請了海聞等6位中國知名經濟學家。儘管這是美國政府高官出訪的一個慣例，然而這次的早餐會卻特別引人注目。西方媒體稱，斯諾的中國之行撲朔迷離，但他把有留美經歷的海聞等經濟專家請上早餐會，意味著中美之間的這場論戰，將不得不從政府之間的溝通轉向能對政府施加影響的中國智囊式的經濟學者身上。
2003年下半年呈激化傾向的「人民幣升值」問題其實從1996年就漸露端倪。但那時美國的貿易順差並不突出，美國僅僅有要人民幣升值的一些呼聲。在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面前，人民幣頂住各方面壓力，沒有貶值，實際是一種變相的升值。以後，美國一直沒有機會顧及到這個問題。2002年以來，美元相對於歐元和日元貶值，而人民幣因跟美元掛鉤也跟著貶值，從而造成歐盟和日本對華出口的不利。對於美國來說，本指望美元貶值能幫助改善他們的貿易狀況，結果人民幣也跟著美元貶值，仍然無助於改善美國跟中國的貿易不平衡狀況。於是美國在日本、歐盟提出人民幣升值的同時也向中國施加壓力。另外一方面，出於政治的需要，美國的大選臨近，政府通過人民幣問題使國內的目光向外轉移。分析人士認為，西方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在斯諾訪問中國之際達到了一個高潮。
63歲的斯諾被認為是美國官員中的溫和派。他是2002年底美國總統布希調整經濟班子人選時，被提名接替原財長保羅·奧尼爾而擔任美國新財長的。奧尼爾由於執行布希的經濟政策不力，被迫辭去財政部長職務。
斯諾曾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福特政府內擔任運輸部部長助理及副部長，後擔任美國東部最大鐵路公司——切西（CSX）公司董事長長達14年之久，多次訪問中國，對中國的國情比較熟悉。布希曾稱讚斯諾「是個很出色的商界領袖，是個經濟政策專家，又曾是學者和公務員」。由此，斯諾成為布希政府內重要的經濟顧問，成為政府的重要政策提倡者。
斯諾在到達北京之前，在日本停留了一天，與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和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舉行了會談。鹽川被看作是一位長期以來一直對中國的貨幣政策頗有微詞的批評人士。就在斯諾抵日的前兩天，他還老調重彈，表示將奉勸中國允許人民幣匯率依照市場規律自由浮動。分析人士一眼洞穿鹽川這是明目張胆地以鄰為壑。1年前，鹽川不遺餘力地製造輿論試圖把人民幣抬上去，結果卻使日元飆升了12%，直至現在日本仍在飽嘗日元升值的苦水。
鹽川不會忘記這任財長的這個「大手筆」：日元從2002年1月的130日元兌換1美元，漲到了2003年8月的120日元兌換1美元後，日本央行加大了干涉外匯市場的力度，購進美元，以壓低日元。結果遭到「信奉」市場經濟的美國出面批評，日本銀行被迫收斂，日元立即就在10月突破110元大關。據資料顯示，從2003年1月到9月，日本政府為了阻止日元升值，已經動用了1兆日元（約7000億人民幣）干涉外匯市場。日本花那麼多的日元去購買美元，最終不得不用那些美元購買美國債券或股票，等於無償地在為美國經濟做貢獻。
與鹽川的強硬相比，斯諾一向以其溫和的國際經濟外交政策而著稱。輿論猜測，日本也許將和美國聯手就匯率政策向中國施壓。但是，道瓊斯通訊社報道說，斯諾在這次會談中的講話似乎基本維持在巧妙的外交層面，他避免觸及兩個亞洲經濟巨人的匯率政策這一敏感問題。
斯諾在北京兩天的行程中，他先後與中國副總理黃菊、央行行長周小川、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財政部長金人慶等進行了會談。9月3日，溫家寶總理會見斯諾時表示，中國將根據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運行狀況和國際收支狀況，在深化金融改革中進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媒體稱，當斯諾結束與中國總理溫家寶的會談走出中南海紫光閣的時候，他滿面的笑容也許說明，這位新任美國財長的第一次中國之行並非一無所獲。
但今年63歲的斯諾財長似乎更願意傾聽中國經濟智囊的聲音，於是他特邀了海聞、余永定等中國專家出席他的早餐會。
在早餐會上，海聞告訴斯諾，人民幣升值並不一定能夠解決美國的經濟問題，直接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比逼迫人民幣升值的選擇更為明智。
海聞心中有這樣一些數據：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額逐步加大，尤其是在出口方面，2002年對美出口額占我國出口的22％，美國已經成為我國最大的出口國，而在中國的進口方面，2002年的數據是，美國排名第六。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在不斷擴大。中國官方的數據顯示，2001年，中國對美國方面的順差是280億美元，2002年稍有緩和，為165億美元，但2003年前7個月，又達到287億美元。
因此海聞問斯諾：如果人民幣升值了，美國的貿易逆差仍然存在，美國還能怎麼辦？
斯諾對這位中國學者的講話很感興趣，頻頻點頭，他說，我們沒有要求中國政府將人民幣升值，只是希望人民幣匯率由市場決定，政府不要干預過多，否則不可能有比較獨立的貨幣政策。
但是海聞認為，其實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各有利弊，一個國家選擇何種匯率制度是無可非議的。但人民幣匯率穩定有特定的重要性，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而且正處在經濟轉型和工業化發展階段，這兩個階段本身就有很多不確定性。如果匯率浮動，對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來說問題不大，但是對於中國來說就有很多變數。匯率變動對中國，對中美兩國的經濟、貿易和投資是不利的。
至於獨立的貨幣政策，海聞認為，從長期來看，在匯率放開以前，首先要建立一個有效的貨幣政策體系，而目前中國貨幣政策通過利率影響生產的渠道並不暢通，因此，利率的市場化比匯率放開更緊要一些。
斯諾離開中國之後，很多對斯諾中國之行的報道都認為，斯諾此行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空手而歸」。但海聞教授認為斯諾是有收穫的，因為不光是中國高層領導如溫家寶、黃菊等向斯諾解釋了中國將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匯率制度作為長期目標，而且在早餐會上，中國學者們的分析對斯諾也是一個觸動。
9月5日，斯諾在泰國參加曼谷APEC財長會議期間，接受BC電視台採訪時的表態印證了海聞的判斷。斯諾告訴人們，他在和中國政府官員的會談中，看到了中國政府的「實際行動」「中國政府的表態讓我很受鼓舞，我認為我們正在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斯諾同時告知世人，他拒絕為人民幣匯率的浮動開出一個時間表，因為「對我們來說談論一個時間表是毫無助益的」。
正如海聞所言，斯諾是一個嚴肅、認真又謙遜的官員。在那次早餐會上，斯諾靜靜傾聽來自中國學界的聲音，只是偶爾插話。斯諾對海聞等中國經濟智囊的講話留下深刻印象。
隨著APEC財長會議的閉幕，愈來愈多的亞太地區國家已改變態度，轉為希望人民幣保持穩定。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後，新加坡、泰國、菲律賓的官員甚至明確表態不希望人民幣升值。而9月22日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在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改造內閣中出局，由谷垣禎一接任他的職務。這位新任財務大臣一直保持著緘默，使得日本政要公開鼓吹人民幣升值的聲音也日漸稀落。
儘管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炒作已降溫，但作為負責任的經濟學家，海聞認為，人民幣沒有升值現在符合中國的利益，但我們也不能忽視美國的要求，因為它畢竟體現對方一部分利益階層的要求，比如製造業的壓力，在貿易逆差的解決上，我們可以做出更多的努力，不是通過減少出口，可以擴大進口來解決問題。
他認為解決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至少有兩條途徑：
首先提前開放資本市場，可以很快解決升值壓力。以前我們為了國內市場的穩定，控制資本外流，不敢開放資本市場，其實只要控制國家資本的外流就可以避免問題的出現，完全沒有必要通過控制資本市場的方式換取穩定。很多國內企業已經感覺到，國內的市場已經飽和，這正是政府鼓勵它們到國外投資的時候，中國需要一些跨國的大企業，應這種大企業發展的需要，開放資本賬戶也是必然的。
另一個辦法是擴大進口。我國貿易市場的觀念上還存在一些問題，很多重商主義的思想痕迹依然存在，總覺得出口是好事，進口就是不利的。其實有些產品我們本身不生產，談不上傷害。在國際市場上，國與國之間必須合作，長期的貿易順差，必然會帶來問題。貿易的原則不只是互通有無，只要對方做得更有效、價格更便宜，哪怕只是相對便宜，我們就應該進口。解決了這個觀念問題，進一步打開進口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