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跟林毅夫唱反調」這話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
現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的林毅夫，是中國知名的經濟學家，朱鎔基任總理期間的經濟智囊，也是海聞教授的頂頭上司。1979年5月，26歲的台灣軍官林毅夫從金門涉海來到大陸，進入北京大學學習，獲得北大經濟系政治學碩士學位，後進入美國芝加哥大學，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教授，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1987年後他回國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任職，一直致力於宏觀經濟政策的研究，成就斐然，是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青年科學家。1993年林毅夫回到母校北大任教，與海聞、易綱、張維迎一起創辦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海聞和林毅夫同生於1952年，是大學時代的同班同學，關係非同尋常。他們在學術上各有所專，工作上配合默契，這一切北大人都是看得見的。何來海聞專跟林毅夫「唱反調」之說？
這是一個網友的「發明」，源自鳳凰衛視中文台節目中有關中國汽車工業問題的一次討論。
兩年前，海聞作客鳳凰衛視中文台的《時事大講堂》節目，一個名叫「生是林教授的人死是林教授的鬼」的網友向海聞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林毅夫教授是您的上司，但他認為中國大陸不應該像韓國那樣生產汽車，而是應該像台灣那樣生產汽車零部件，可為什麼您，海教授，為什麼您專跟他唱反調，認為中國離開汽車工業似乎活不了了？」
林毅夫對中國民族產業一直有著自己的思考。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產業競爭力取決於其產品的成本水平，成本越低競爭力越強；而產業成本水平的高低，主要取決於該產業在該國相應時期內的比較優勢。目前我國要素稟賦結構的現狀是資本相對稀缺、勞動力相對豐富，這就決定了我國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是大量的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包括高技術產業中技術層次較低的部分。只有處於這些產業段里的生產活動，才具備在市場競爭中的「自生能力」。他感到那種認為在全球經濟競爭日益激烈的形勢下，我國只有發展資金密集、技術尖端、規模巨大的企業集團才有實力參與國際競爭的觀點，是有悖於我國國情的，是趕超戰略的思想在新發展階段里的表現。因而他提出中國大陸可以不必像韓國那樣生產汽車。
海聞在一個場合也談到中國的汽車生產問題時，對中國汽車生產抱有很大的期待。他認為，儘管在中國生產汽車的成本很高，但汽車之於未來中國是很重要的，首先是解決就業問題，汽車以及汽車相關產業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在未來製造業里，對中國未來的10年、20年的發展至關重要。從市場的必要性來看，中國已經從發展中國家向新興的工業化國家邁進。根據有關預測，2005年，如果中國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那麼中國需要的汽車應該達到每年200萬輛；到2010年人均GDP達到6000美元，汽車年均需要量是500萬輛。對於這麼大的市場需求，如果中國不靠自己生產，靠進口是很難達到的。
海聞在回答鳳凰衛視中文台網友的提問時申明，他其實與林毅夫的觀點是一致的。林教授認為中國不一定要走韓國模式或日本模式，主張中國要發展有自己特色的東西，不要追求所謂的名牌。這其實也是海聞的一貫觀點。但是海聞認為，中國的汽車工業作為一個很重要的行業，需要健康地發展。
人們發現，海聞和林毅夫兩個教授之間對這個問題的理解還是有些差別。林教授對中國汽車工業的熱情遠沒有海聞那麼執著，用網友的話說，林教授是要不要無所謂，而海聞是非要不可。
但是海聞的這個「非要不可」是基於對現實的認定。他認為需要對「中國汽車工業」進行重新定義，即只要在中國的土地上生產的汽車，都應該看成是中國的汽車工業。包括與福特、豐田、大眾的合資公司，都是中國汽車工業的一部分。這樣的話，海聞和林毅夫兩教授的觀點並不存在矛盾。
海聞和林毅夫都是從比較優勢的角度來考慮中國汽車工業的。他們都認為，通過比較優勢，可以知彼知己，但中國不能因比較優勢而因循守舊，束縛住自己。
關於比較優勢，在中國入世時，海聞在一次討論中闡述了他的看法。他說，如果按照現在比較優勢來分工，那麼中國有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但局限於這種比較優勢，如果我們所有的人都要去做鞋子做玩具，那麼我們的高科技哪裡去了，國家怎麼能強大？這裡涉及一個「開放」與「保護」的問題。搞保護很多年的一個基礎想法就是說，通過保護我們能夠建立起自己的工業體系，能夠建立起自己的汽車工業，自己的飛機工業，自己的高科技產業。但事實上保護並不能把我們的強項真正發展上去。
他想起經濟領域裡「幼稚產業」的說法，企業就像小孩一樣，他小的時候不能跟大人去打架，需要保護，等長大了，就可以不要這個保護，自己去打。但是現實當中，這個企業和小孩不一樣，小孩你不用擔心，他一定能長大，除非生理上有什麼問題，否則哪怕營養不太好，也能長大。但是企業就不一定，因為保護，它可能永遠長不大，它似乎沒有必要長大，沒有必要來提高效率。
海聞在現實中也找到了許多實證，比方說，美國曾經也保護過企業，但保護了以後發現企業產品的市場份額並沒有增加，成本並沒有降低。中國的汽車行業也保護了許多年，但現在長大了多少？似乎仍然是不堪一擊。所以海聞認為，「保護」不能發展高科技。
基於海聞對「中國汽車工業」的這個定義，他認為當務之急是在降低關稅的同時，必須要開放外商對中國企業的投資，只有讓全世界優秀的公司在中國投資、競爭，才能從整體上提高中國汽車產業的生產力，從而使中國今後出口汽車成為現實。
2003年2月，媒體傳出國家計畫實施汽車生產的准入管理的消息，在業內引起強烈反應。海聞開宗明義提出，政府不應對汽車設立行政審批准入門檻。
海聞早就被學界稱為「對汽車極感興趣的經濟學家」。他不但對汽車，而且對汽車政策頗有研究。在他看來，汽車業不像水電和交通業那樣具有自然壟斷性，也不像金融和通訊行業那樣具有敏感性，汽車與其他製造業沒有太大區別。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政府不應該直接管理汽車。一般來說，只有市場管不了的那些容易形成自然壟斷或對經濟全局產生重大影響的產業，如銀行、交通、水電等才需要政府專門控制管理。當然，現在汽車行業還大量存在著國有企業，政府現在的管理主要是為了保護現有的企業，使他們不虧損。但從市場經濟角度講，這樣做不好，與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背道而馳。
另外，他認為政府直接管理汽車將致使政府承擔所有風險，比如金融、股市由國家管，老百姓沒壓力了，政府卻有壓力。如果政府轉換角色，那麼老百姓該把關了。在他看來由國家管理汽車，可能會帶來好處，但管的壞處會超過好處。
因此，他建議政府對於汽車應實行間接管理，如管安全、環保、質量等，設立技術標準或法規門檻，就行了。汽車不特殊，沒有必要行政審批。政府應從保護消費者的角度出發，不應從保護現有生產者的利益出發進行管理。
作為經濟學家，海聞始終認為，政府要保護企業，就應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反對壟斷，出台公平、透明的政策。政府要保護消費者，就應使老百姓大量就業，提高收入，增加國家稅收，這是由市場經濟決定的。中國跟外國學的關鍵不是技術，而是學好的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是自由化經濟，鼓勵人們發揮奇思妙想，成敗由自己負責，政府主要收稅。過多管理的結果可能會扼殺一大批有活力的企業和人才，甚至扼殺一個國家創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