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卓元個頭較高，面目清秀，一副文質彬彬的樣子，曾有人把他比成戲曲片中弱不禁風的江南才子。而在另一些人眼裡，他溫和的性格正與他「穩健改革派」的學術風格相得益彰。
在有人把他稱作「穩健改革派」的同時，也有人把他歸為劉國光的「寬鬆派」。但張卓元不同意「寬鬆派」的說法。他說，我主張實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與劉國光他們是一個思路。他認為把劉國光稱之為「穩健改革派」似乎更貼切，因為「穩健改革派」要比「寬鬆派」內涵豐富得多，概念也嚴謹得多。
1990年，張卓元在《我的經濟觀》一書中更明確地闡述了自己「穩健」的觀點。他認為，90年代，我國要實現經濟發展戰略的第二步目標，國民生產總值要在80年代翻一番的基礎上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使經濟轉入良性循環。要實現上述宏偉目標，一方面，經濟要在穩定中求發展；另一方面，要積極而又穩妥地逐步推進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這樣就能使經濟的發展和改革互相協調，互相促進。這也是中國經濟的根本出路。他同時認為，通貨膨脹不能帶來經濟的穩定和持續發展。
關於通貨膨脹問題，20世紀80年代經濟學界就出現了大爭論。有不少經濟學家提出用通貨膨脹來刺激和支撐經濟的高速增長。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是這種觀點的支持者。他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書中從理論上闡述了通貨膨脹的經濟作用。他說：「從總量上看，在發展中的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需求超過社會總供給可能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從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現實出發，擺在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面前的一項任務是：學會在『需求略大於供給』的環境中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而「學會在『需求略大於供給』的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意味著不僅不必為經濟中出現的『財政支出略大於收入』『信貸支出略大於收入』『物價較緩慢上漲』『貨幣供應量稍大』等等情況感到憂慮，而且要利用這種『略大』的形式來促進經濟增長，力求在不斷提高的社會總需求和社會總供給的水平上使經濟和社會趨於協調」。
《人民日報》1988年4月8日發表的一篇文章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宏觀政策的重點是保物價還是保增長？文章認為：「如果以保持經濟增長為放在首位的宏觀控制目標，則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也不一定都是壞事。」「今後三年，國家的宏觀政策應以穩定物價為目標的需求政策，向以保持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為目標的供給政策轉移。財政、金融非但不宜雙雙緊縮，而且應該保持適度的擴張。」
這篇文章的觀點，雖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和讚賞，但卻受到了張卓元等經濟學家的批評。張卓元認為，通貨膨脹無論是從總體上還是從長遠來看，不但不能促進經濟增長，而且有損於經濟增長。從短期看，在存在閑置資源、閑置生產能力而又需求不足的地方，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的確可以起到某些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但是像我國，除了勞動力資源外，總的是資源短缺稀有、有效需求過量，因此，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的短期刺激作用小而又小，而且主要只能對投入大、產出小的鄉鎮企業的發展起短促的刺激作用。更重要的是，這種刺激作用是不能持久的，接著而來的是比例失調和衰退，增大經濟變動的波幅，因此從長遠看反而不利於經濟的增長，並且會損害宏觀經濟的效率。另外，他認為，通貨膨脹不可能使分配關係趨於合理，相反，只能使分配更不公允。為此張卓元還出版了《論中國價格改革與物價問題》專著，就通貨膨脹、物價問題等做了系統的論述，其中一些重要的觀點得到中央決策部門的肯定。
這場有關通貨膨脹的討論從20世紀80年代一直延續到90年代，沸沸揚揚，不一而足，導致了主流經濟學家中的思想分野。
彷彿是這場討論的延續，正當中國改革向前推進的時候，經濟學界圍繞著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這兩條線誰先誰後、孰輕孰重、利弊得失等問題發生爭論。交鋒主要在張卓元和厲以寧兩位重量級的經濟學家之間。
1983年7月，張卓元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後，價格改革和物價問題成了他研究的重點。在他看來，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兩條主線，企業是市場的主體，價格是市場的靈魂，二者不可偏廢。但是，他提出「市場的核心是價格，市場機制的核心是價格機制，市場信號的核心是價格信號及其所反映的市場供求關係」，認為價格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只有充分認識了價格及其特徵後，才能全面認識和把握價格改革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入分析價格改革的難點和重點，制定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
但厲以寧教授認為，先進行所有制改革後進行價格改革，才符合中國的實際。厲以寧還總結出先進行價格改革的十大弊病。即：價格改革給人們帶來的是負心理效應，引起社會驚慌和反彈；價格改革對企業來講是被動的，企業消極應付進而影響效率；地方政府對價格改革顧慮重重；價格改革的結果是不確定的，無法預測；價格改革不能解決根本性問題，它不能調動積極性，充其量只能創造一個環境；價格改革是不能試點的，當它邁出第一步後是不可逆的；價格改革成本很大、收益較小；價格改革一經實施，其他改革就要停下來；價格改革不能和政治體制改革、文化改革配套，是孤立的改革；價格改革層次很低，不觸及人際關係。
張卓元認為，厲以寧提出的「十大弊病」缺乏充分的客觀依據，難以成立，並逐一給予「回敬」。
張卓元從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在1985年進行的兩次關於價格改革的社會心理反應的調查結果發現，在2000多名調查對象中，有3/4的人明確表示理解、支持價格改革，這表明只要在價格上升時保證居民的實際收入得到相應的補償，價格改革就會得到大多數居民的支持；而在雙軌制價格下，市場價格對刺激大中型國有企業增加供給，對廣大鄉鎮企業網開一面的積極作用是明顯的，企業不可能消極對待。他認為政府放開蔬菜和農副產品價格使大多數地方政府在城市農副產品價格改革中，減少了地方財政補貼；固定計畫價格轉換成市場價格後，價格的升降不再取決於價格改革本身，而往往取決於社會有效貨幣需求與有效供給之間的缺口。只要有計畫、有步驟地進行改革，加強宏觀控制，就能夠有效控制物價總水平的上漲幅度。
在張卓元看來，價格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槓桿，是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工具。沒有價格改革就沒有經濟運行機制的轉軌，就沒有市場協調和市場建設，而沒有這一切，就談不上轉入有計畫商品經濟的模式；價格改革可以試點，價格改革也是可逆的，而所有制改革恰恰是難以逆轉的。張卓元所擔心的，恰恰不是什麼價格改革的不可逆性，而是價格改革的可逆性，說價格改革具有不可逆性反而低估了價格改革的困難與曲折。
如何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是社會主義制度自誕生以來尚未成功解決的難題，但張卓元看到價格改革可為資源的有效配置創造最基本的條件：價格改革的收益不僅在於為企業創造平等競爭的外部環境，而且通過促進市場體系的形成加快商品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合理的價格體系的引導下，可以建立合理的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提高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益。
張卓元還認為，價格改革始終是與其他改革並行前進的，價格改革的最大難點是物價總水平的上漲幅度過大，而造成物價總水平失控的主要原因是價格改革和金融、財政等經濟調節器的改革或政策協調、配套不夠；金融和財政體制改革步履緩慢，主要由於它們目前仍然是行政協調的主要工具，在於我們還缺乏比較完善和妥當的改革思路或方案；價格改革中所出現的物價上漲過快的現象，主要是由於我們沒及時採取比較緊的財政和信貸政策以及比較恰當的收入分配政策。因此他認為，在進一步推進價格改革的同時，要適度加快財政、稅收、工資和銀行信貸方面的改革，加強彌補體制改革缺口的政策配套。
張卓元並不認為價格改革的層次很低，在他看來，政治體制和文化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築，在改革上有其不同於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特點，僅就價格改革形成市場的作用而言，也是市場觀念、價值觀念、效益觀念、競爭觀念等取代傳統體制下形成的自然經濟和產品經濟觀念的過程。他認為，價格改革與微觀所有制基礎的改革是在同一層次上。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能實現從行政協調為主到市場協調為主的本質替換。
張、厲交鋒在20世紀80年代被稱為經濟界「兩匹老馬間的學術過招」，引起全社會的關注。中央高層從他們的交鋒中摸清了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之間的微妙關係，肯定了兩位學者的勇氣和探索精神，並吸納了其中有益的觀點，從而使這場「價格風波」漸漸平息。1990年，張卓元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