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14日，備受海內外關注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剛剛落下帷幕，老牌經濟學家張卓元就成為海內外各路媒體追逐採訪的對象。這不僅因為張卓元是一位在決策層及社會大眾中均具影響力的學者，還因為他是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起草專家之一。
局外人似乎很難想像，當許多老牌經濟學家因年事和身體原因紛紛從學術界隱退，漸離政府智囊圈，而已愈古稀的張卓元卻依然風頭正健，又一次被推到經濟改革的前台，為中國的發展出謀劃策，成為高層的核心經濟智囊。
張卓元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的崗位上退下來已經5年了。在此之前，他一直作為中國權威的經濟專家之一，被中國三代領導人看好，長期從事經濟發展的戰略研究。
他早期的理論研究主要是政治經濟學、價格學和市場學。20世紀70年代末，他參與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理論問題的研究和討論，較早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也是一種商品經濟的觀點，呼籲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引入競爭機制。1987年，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的李鐵映組織了8家高等學府及研究機構專家，討論中國經濟體制中期改革方案，張卓元和劉國光在會議上提出「穩中求進」的「漸進式」改革思路，與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厲以寧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吳敬璉等「激進改革派」產生分歧，使經濟學界分化出「激進」與「保守」兩種學術陣營，繼而引發全國範圍的經濟發展大討論。張卓元由此成為「穩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正是因為張卓元的「漸進式」改革思路比較貼近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他的「穩中求進」的宏觀經濟觀一直在中國經濟政策中發揮著影響，他的許多觀點和建議大多能被高層採納。海外經濟觀察家私下裡把他稱做中國高層「經濟智囊團的紅人」。
這樣的說法也不為過，從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起草組成員的組成可以看出，張卓元在經濟界「闖蕩」40多年，繼贏得鄧小平、朱基等領導人的賞識之後，在新一代領導集體中仍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這些年來，張卓元多次參加了黨和國家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1993年，他參加了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的起草工作，1996年又參與了黨的十五大報告的起草。
十六屆三中全會被認為是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政策調整的風向標。也許是歷史的巧合，中共20年來的歷次三中全會註定都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都是一個轉折點，都是權力調整、新領導層定型、確立重大改革方案的會議。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的工作方針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重大轉移，將中國經濟推入改革開放時代；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突破傳統思想的禁錮，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畫的商品經濟」的論斷，開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嘗試；1988年的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作出「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又前進了一步；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而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確立經濟體制變革方向，從根本上解決了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明確了未來的改革任務和措施。
張卓元認為，十六屆三中全會後，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將進入關鍵時期。由於未來的3到5年，是中國加入WTO最後兌現承諾的關鍵時期，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全面對外開放由此走向不可逆轉的格局。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如何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建立一個開放型的經濟，將對中國未來改革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這意味著我國全面對外開放進入關鍵時期。而我國要保持經濟的快速持續穩定的增長，不僅取決於經濟的發展，還取決於經濟社會能否協調發展。這意味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也進入關鍵時期。
但是他也看到，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但還有幾個方面的任務沒有完成。第一類是原來設想、規劃的改革目標，還沒有完全實現。比如國企改革，1993年已經確定國企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第二類是由於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以前沒有暴露，或者不夠突出的問題，現在顯得突出了，最主要的是「三農」問題和經濟與社會協調、全面發展的問題。第三類是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和中國加入WTO，要求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中顯露出的問題。
作為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起草人之一，張卓元也深感到中國的問題不可能通過一次大會就全部解決，方方面面，錯綜複雜。但他看到，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是巨大的，這次會議研究和討論的主題，不僅正好與十四屆三中全會遙相呼應，而且也呼應十六大提出的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回答了從哪些方面努力，並給出明確的方向、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將成為中國改革進程中又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外界普遍認為，從種種跡象可以看出，張卓元儘管年逾古稀，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並沒有讓他告老還鄉的打算。這位老牌的經濟學家還會在今後的政治經濟領域中對中國的經濟決策施加影響。或許正因為如此，張卓元對十六屆三中全會解讀中定調的「歷史意義說」，頗具公信力和傳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