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楚樹龍在香港給亞洲學會的會員發表午餐演講時稱，中國在今後20年也不可能如許多外國領導人所說的，成為美國以外的另一個超級強國。即使中國經濟在未來十年能夠達到平均每年增長7%的目標，到了下個十年時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排在美、日、德之後，在技術上仍然很難趕得上美國。即使像清華大學，它在科學和技術領域也仍然落後於世界先進地區。
楚樹龍的這個發言在國內引起嘩然，人們稱這份「沒給中國人長臉」的發言是「楚樹龍式的妄自菲薄」，暗示著中國在外交上將繼續「韜光養晦」。
一段時間以來，對「韜光養晦」政策在中國知識界帶有濃厚的思想對峙色彩。所謂的「強硬派」認為，中國長期以來的「韜光養晦」助長了美國在國際上的霸權主義，也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使得中國的國際形象大損。而所謂的「溫和派」則認為，中國必須通過現實主義路徑尋求民族生存與發展的空間，只有繼續開放與變革才能真正維護國家與民族的長遠利益。他們認為，「強硬派」出於對美國霸權主義的義憤，已經走向了「剛憤民族主義」，這種「剛憤派」的民族主義有可能在一定的條件下發展為極端民族主義，使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艱苦努力毀於一旦。
儘管思想分野明顯，但堅持「韜光養晦」戰略的學者在國內似乎依然佔據著主流位置。楚樹龍當是其中的一個。在楚樹龍看來，由於中國未來20年的奮鬥目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意味著經濟發展依然要放在首位，外交應服務於國內需求，「不當頭」是國家利益的需要。
另外，人們也意識到，楚樹龍堅持「韜光養晦」的另一個原因則是他對中國科技水平和軍事實力的憂心。
在楚樹龍看來，千百年來的人類歷史證明，國家對外關係及國際關係的變化源於國家力量的變化，不管這種變化是通過戰爭還是和平的方式。中國未來20年的外交及外交戰略不能不受這一時期中國國內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變化的影響和制約。政治、社會、文化的發展變化都是定性的、無形的，因而就更難預測和把握；相比之下，經濟、技術、軍事實力的發展變化可以有數量上的標誌，具有一定的可見性。
楚樹龍在《全面建設小康時期的中國外交戰略》一文中分析了2002年前中國國力的發展趨勢。他說：如果說今後20年中國的科技發展不如經濟發展那樣樂觀的話，那麼今後20年中國軍事實力的發展前景恐怕就更令人悲觀了。因為軍事水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國家的科技水平。樂觀的方面是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自然而然地可以把更多的資源用於國防建設，即軍事實力的發展有更雄厚的經濟基礎。但縱觀人類，並不是經濟發達的國家就能夠成為軍事強國，因為軍事實力並不僅僅是個錢的問題，這在21世紀的今天尤為如此。如果說可以用錢買來現代化的民用飛機、汽車等機器設備產品，那麼在軍事武器裝備方面，恐怕沒有一個軍事強國會把大批的先進武器賣給另一個大國。也就是說，軍事現代化是買不來的。
他認為今後20年，中國在經濟上可能具備條件，但在科技上卻難以發展到世界一流的軍事實力。像過去20年那樣，今後20年中國同美國、日本等軍事技術先進的國家比較，其軍事技術、武器裝備水平的總體差距不但不會有明顯的縮小，甚至可能進一步拉大。
科學技術的落後使他意識到國家安全的危機。在楚樹龍看來，國家利益中安全和發展兩個方面有著辯證的關係。發展離不開安全，安全依賴於發展。問題是一些歷史事件的發生往往使人們難以把握兩者之間的正確關係。從長遠角度，要真正解決國家安全問題必須依靠國家的發展，國家安全利益的真正實現有賴於國家發展利益的真正實現。要根本解決國家安全問題，實現國家安全利益，必須依靠實現國家發展，實現發展利益。只有把自己建設得強大了，別人打不了你，你才有安全感。所以，發展自己是最重要的。
要發展就必須依靠科技教育和投入。中國無論是國家還是企業，在科技開發方面投入太少、比重太低。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和企業把10%、甚至20%左右的政府開支和企業利潤用於科技和新產品的開發投入，不斷推出新產品，保持競爭力。中國政府科技投入太少、增加幅度太慢以及使用效率太低的狀況，嚴重阻礙了中國科技和經濟的發展。
他呼籲國家在加強經濟的同時，不能忽視科學技術，只有科技水平上去了，國家實力才能真正得到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