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科索沃戰爭爆發打破了相對平靜的世界，在世人驚魂未定之時，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野蠻轟炸我駐南聯盟使館，再次引起世人震驚。中國人在憤怒之後開始重新審視這個世界，不少人甚至黨內人士對「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產生了懷疑，他們認為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已經終結。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副所長房寧先生是質疑「和平與發展」的知識分子代表。
房寧在學界被認為是「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家」。1999年，他在《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一書中提出全球化帶來的「發展的陷阱」，並預言「和平與發展」將因遭遇「後殖民主義」威脅，從而使世界格局發生深刻變化。
應該說，房寧對全球化及「和平與發展」的反思代表了當時相當一部分人的思想，因而在社會上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鳴。
然而就在人們普遍在「和平與發展」問題上焦灼不安的時候，楚樹龍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卻與之相反。「5·8」炸館事件不久，他在中央黨校的一次會議上發言指出：鄧小平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是準確的，國際形勢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我們仍然需要堅持和平與發展的戰略思想。
在他看來，世界局勢總體上走向緩和，同時天下並不太平；多極化和全球化趨勢在發展；在劇烈動蕩的國際形勢變化面前沉著冷靜、把中國的事情辦好等一系列思想和方針是正確的，是符合過去20年來國內國際發展實際的，也是行之有效的。美國、北約的暴行沒有改變世界的全局，沒有改變中國的根本利益和戰略目標。中國應當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維護世界和平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方針。
他還在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發表了題為《國際戰略形勢與中國外交戰略的幾個根本問題》的文章，接著又在《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4期發表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國家力量和國家戰略》一文，呼籲要堅持鄧小平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堅持和平與發展是當今的主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重點，堅持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都取決於發展。
如果說，楚樹龍當時在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中堅持「和平與發展」還能得到人們的理解，那麼2001年發生在紐約的「9·11」事件卻再次打破了「和平與發展」的看法。
「9·11」事件對國際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方面產生了較大影響，人們又面臨著來自恐怖主義的威脅。可就在世人對世界再次產生迷惘的時候，楚樹龍仍然認為，「9·11」給美國和世界造成的破壞令人震驚，但它不能改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總體趨勢。他甚至認為由於「9·11」事件，大家都講反恐，大家都在反恐中進行合作，美俄、中美等大國關係有所改善，世界局勢沒有發生深刻裂變。他在《解放軍報》上發表題為《2001「變」與「不變」》的文章，指出：透過世紀初年國際戰略形勢發展中的「變」與「不變」，可以看出，總體和平、局部戰爭，總體緩和、局部緊張，總體穩定、局部動蕩，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國際形勢發展的基本趨勢。國際戰略形勢總的發展態勢是世界形勢出現的短期、局部的經濟、政治動蕩所不能改變的，新世紀世界的發展前景仍然是光明的，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依然是機遇大於挑戰。
但是房寧的研究結果卻並不像楚樹龍那樣樂觀。2003年，房寧在新出版的《新帝國主義時代與中國戰略》一書中再次質疑「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房寧認為，產生資本的全球化以及形成的相應經濟、政治秩序，構成了我們所說的「和平與發展」的經濟條件。但從科索沃戰爭到伊拉克戰爭，人們越來越多地在反思，在發問，我們究竟處於什麼樣的時代？應當說全球化及其造成的和平與發展的世界性現象，結束了列寧時代。然而「產業資本的全球化，帝國主義夾著皮包回來了，它改變了以往世界的經濟政治的生態，使資本主義可以通過產業資本的轉移來佔有世界的資源，擴大世界的市場，增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容納生產力的空間，所以大大地緩解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但房寧認為，隨著資本國際大循環出現障礙，和平與發展的根基正在銷蝕。新的帝國主義時代已經降臨。
房寧稱：「在我們所認定的和平與發展的大勢面前，我們從心底不願與人為敵，我們不願有敵對者存在，但這也許是一廂情願。」
但楚樹龍提醒所有對國家懷有深情的人們，任何國家的核心利益，大體上都包括安全和發展兩個基本方面或範疇。在和平條件下，即國家沒有陷入大規模戰爭的條件下，安全是國家的基本利益，發展是國家的根本利益。但在和平時期，人們對形勢和自己力量的認識不同，對國家利益的判斷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差異，而一些突發事件又進一步激化了這種認識上的差異。
楚樹龍與房寧都是中國傑出的學者，他們研究的領域有所不同，但在學界和公眾中都具有很高的威望。他們觀點上的分歧正是中國知識分子思想開放的一個縮影。他們並沒有出現過正面交鋒，但他們極富個性的思考將作為中國決策層的智慧資源而受到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