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思忠是一個思想者，也是一個實踐者。」——文化部原部長、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王蒙，讀過解思忠的《國民素質憂思錄》和《觀念枷鎖》後，曾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書評《實行者的勇敢思考》；文章中的這句話，可以用來概括解思忠作為一名人文學者的特點。
進入國務院後，解思忠在治學道路上開始了一個轉變，即由文學創作向學術研究的轉變；與此同時，他本人也經歷了一個由作家向學者的轉變。在實現這種轉變的過程中，他體會到作家與學者之間既有矛盾之處，也有相通之處，正如他在《素質與命運》一書中所說的：
學者追求的是理性與邏輯，必須觀點鮮明、邏輯嚴密地表述自己的見解。作家，尤其是進行純文學創作的作家，最好能保持一種朦朧狀態；若像哲學家一樣思維過於周密，表述過於準確，就會丟掉文學中最感性、最形象，也是最生動活潑的東西。正如有人所說，作家不可太聰明，太聰明就成不了大作家；太聰明的作家往往自我扼殺最寶貴的感情，或者十分愚蠢地使這種感情庸俗化。我甚至認為，文學是傻子寫給傻子看的東西。
作家與學者也有相通之處。作家要想在一個很高的層次上存在，沒有深厚的理論功底是不行的。前些年一位作家有感於許多同行的學術水平低，其作品缺乏思想深度，曾提出過『作家學者化』；後來，又有一位學者有感於許多同行知識豐富而才思枯竭，論文的表達方式常常是知識的堆積和形式邏輯的推理思考，使得多數學術圈外的讀者往往因缺乏興味而不能卒讀，其研究成果難以在人民大眾之中傳播，所以也曾提出了『學者作家化』。『化』，誠然是很難做到的，但這並不妨礙作家向學者的方向發展，使得自己的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也不妨礙學者向作家的方向發展，使得自己的成果能插上文學的翅膀。
解思忠到國務院後不久，在一次全國掃盲工作會議上得知：我國上世紀八十年代，每年平均約有400萬名中小學學生失學，其中約有百分之三四十是因家庭貧困而付不起每年幾十元的書雜費；為了救助失學兒童，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正在實施一項「希望工程」。當時，他的心情異常沉重；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促使他拿起筆來，創作了中篇報告文學《希望之光》。作品在1991年1月5日的《中國青年報》上剛一發表，就在境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最早引發了全社會向「希望工程」捐款的熱潮；該報曾先後於3月9日與4月14日以《篇篇飛鴻伴隨顆顆愛心——報告文學〈希望之光〉引起強烈反響》《留學生情系「希望工程」》為題，對捐款熱潮作了報道。他自己也將這篇作品的全部稿酬通過「希望工程」，捐贈給了貧困地區的失學少年。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在1991年3月30日向他頒發的《證書》中寫道：「解思忠同志以自己的筆，積極宣傳希望工程，並將撰寫報告文學《希望之光》的全部稿酬捐贈給貧困地區失學少年，體現了一個作家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對失學孩子的一片愛心。特發此證，以資紀念。」
創作這部中篇報告文學作品，在解思忠的文學生涯中只不過是個小小的插曲，卻最早引發了他對國民素質的憂思。他在《希望之光》中寫道：「眾所周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際競爭正由爭奪軍事優勢逐步轉向爭奪綜合國力，特別是經濟、科技力量的優勢。這種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是國民素質的競爭。」——正是從這時起，他便開始關注國民素質問題，並在此後的10多年時間裡，將其作為自己學術研究與寫作的主攻方向。
鑒於當時的社會風氣問題已成為廣泛關注的焦點，反映各種不良社會風氣的民謠大量出現，解思忠便從民風入手，用了僅半年時間，就完成了專著《盛世危言——民風求疵錄》。此書在廣泛搜集並遴選當代民謠的基礎上，將民風中卑俗萎靡者概括為「貪、假、黑、奢、冷、躁、混、愚、溺、荒」10個字，每字獨立成篇；通過披露典型事例和社會調查結果，並輔之以議論，旨在發聾振聵，醒世警頑。此書1994年由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後，迅速在境內外廣為流傳，不僅得到讀者的歡迎，專家、學者們在書評中和研討會上也給予肯定，《光明日報》還發表了對他的專訪文章《民風：民族興衰的標誌》。
鑒於形成上述種種卑俗萎靡民風的直接原因，乃是國民素質不高所致，解思忠很快便將自己的研究與寫作深入到了國民素質層面，於是就有了199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國民素質憂思錄》一書。此書從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學、職業、健康和審美等8個方面對國民素質進行了考察，歸納出24種缺陷，並在剖析社會調查結果和典型事例的基礎上，提出現代人的素質要求。
《國民素質憂思錄》出版後，立即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短時間內一版再版，在各地書店公布的「銷售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入選「1997年振興中華讀書活動推薦書目」「我最喜歡的讀書活動推薦書」等推薦書目，被評為1996-1997年度「全國優秀暢銷書」；境內外數十家報刊作了報道與選載，10多家媒體對他進行了採訪，許多地方邀請他去做報告或簽名售書。
1997年4月3日，有關方面聯合召開了作品研討會，與會的文學界、教育界和出版界數十名專家、學者一致認為，這本書「不僅是一部文采斐然、具有較強可讀性的報告文學作品，也是一部鞭辟入裡、具有較強思辨色彩的人文學術著作」；有的學者還指出，這本書「是我國首部從人的素質理論出發，對國民素質進行考察的專著」。許多報刊都發表文章，一致給予好評——
《人民日報》發表書評指出：「《國民素質憂思錄》與近年來問世的為數不少的同類社會讀物、文學作品、思想讀本等相比較，其最大特點、最有價值之處，是貫穿並統領全書的高度理性精神。它不靠泛泛的煽情來吸引人的視聽，不靠危言聳聽的大罵『醜陋的中國人』來嘩眾取寵。」
《光明日報》發表書評指出：「《國民素質憂思錄》貫穿了一種相當自覺的現代啟蒙意識。這種啟蒙意識，遠承本世紀初葉以來的那些偉大的文化先驅者的思想，近承新時期以來思想解放的積極成果，倡言科學、民主、自由、解放，重創造而反對泥古。」
《文藝報》發表書評指出：「從教育意義上說，《國民素質憂思錄》是一部難得的『通鑒』性的『教科書』。」
……
《國民素質憂思錄》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的同時，也引起了國家領導人的關注。江澤民總書記曾在幾次會議和場合中提及此書，予以推薦。中共中央辦公廳購買後，分送給政治局全體委員。《人民日報》也於1997年10月20日就此發表了一篇題為《著力提高國民素質》的社論，敲響了警鐘：「我國的國民素質遠不能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要求，已經成為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嚴重製約。」
《國民素質憂思錄》出版後，香港三聯書店隨後也出版了繁體中文版；據介紹，這本書的出版打破了該出版社的兩項紀錄：一是在短時間內連印數次，二是香港幾家對該社出版物從來不作評論的媒體首次對這本書作了評論。台灣《聯合報》1997年7月14日將此書列入「暢銷書排行榜」。香港政府2001年5月將此書列入「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參考書目」，2003年「非典」流行、學校停課期間又將其指定為學生自學的課外閱讀書。境外許多媒體發表文章，一致給予好評——
美國《世界日報》1997年4月4日報道指出：「這部把中國人視為一種『產品』全面考察其質量缺陷的著作，不僅是一部鞭辟入裡、發聾振聵的作品，而且是一部世紀末的填補空白之作。」
香港《明報》1998年5月28日登載了「香港第一筆」陶傑先生的書評《國民素質的憂思》，文中指出：「中國人的低素質，自從清末實行洋務運動以來，思想家研究頗有心得。魯迅和梁啟超是反省的第一代，柏楊是鞭撻的第二代，三聯書店出版了大陸學者解思忠的著作《國民素質憂思錄》，上承魯迅和梁啟超的創見，對當代中華民族的劣質發出了嚴重的警告。《國民素質憂思錄》引錄了大量當代的社會事實，推翻『中華民族聰明智慧』的神話，揭破當代中國人低素質的本相，是一本精析洞見的好書。」
香港《亞洲周刊》（1997年6月23日-6月29日）也登載了香港作家餘閒先生的書評《針砭中國人的素質》，文中指出：「作者用具體事例和調查數據說話，並穿插自己的分析，不乏精闢見解。」
……
《國民素質憂思錄》一書取得成功後，解思忠並不認為已經大功告成，而是繼續追問：導致國民素質種種缺陷的根源是什麼？其實，他在書中已從教育上追溯了缺陷的根源，並指出還有體制方面的原因。但是，還應該有自身的深層原因，這種自身的深層原因可以追溯到國民素質的核心——觀念；於是，他便從作為觀念載體的俗語民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