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初中時期，解思忠就開始做起了「作家夢」。
到縣城上初中後，解思忠第一次在閱覽室里看到那麼多的文學刊物；於是，每天課餘時間都要去閱覽室；而且，自己還訂閱了閱覽室里沒有的《文學知識》等雜誌。他還經常到離學校不遠的新華書店去看書，遇到特別喜歡的便狠狠心買下。這些訂雜誌和買書的錢，都是假期和課餘勤工儉學掙來的；而他當時為了省錢，卻吃著開水泡饅頭，連鹹菜也捨不得買。
文學書刊看得多了，寫作的水平也就相應提高了。從初中到高中，解思忠的作文在全班、乃至於全校都一直是佼佼者，經常被老師批上「貼堂」二字，重抄後張貼在教室後面的牆上給其他同學看；有的還被抄寫在黑板上，作為範文講解。隨著對文學的興趣日漸濃厚，他立志將來要成為一名作家。當時，社會上正流行著《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長篇小說；每當他拿起這些厚厚的書時，總忍不住用手反覆摩挲，久久地凝望著封面上的作者署名，心想：我要是什麼時候也能寫出這樣一部長篇小說就好了！
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解思忠曾暗自下定決心，將來要考取北京大學中文系。平時他努力學好各門功課，假期則集中時間專攻文學。他曾利用一個寒假，摘錄了數百首唐宋詩詞，裝訂成冊，取名為《絕妙詩詞》，供自己欣賞背誦。他還曾利用一個暑假留在學校里，白天勤工儉學，晚上挑燈夜戰，鑽研古典文學。為了避免干擾，獨自住在一間堆滿課桌椅的教室里——由於進出都得低頭彎腰，從課桌椅的縫隙中間小心翼翼地鑽過去，別人也就不進來了；一個暑假下來，他把從先秦到明清的散文名篇摘抄了幾大本，並將其中部分篇章翻譯成白話文。
然而，就在高中畢業之前，解思忠卻突然改考理工科，原因是擔心家庭出身會影響錄取。在當時那個「極左」年代裡，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往往會由於「政審不合格」而被剝奪錄取資格；即便能合格，在錄取時也不會一視同仁，尤其是全國重點大學和文科類專業。他想，自己雖然一直準備報考文科，但數理化成績在班上也是名列前茅，如改考理工科，反而更有把握考取全國重點大學；而且，學理工科並不妨礙自己將來實現當作家的理想——他曾在一本介紹俄羅斯作家的書中看到，有位作家同時也是工程師。
進入大學後，解思忠在緊張的學習之餘，仍然保持著對文學的愛好與追求，課餘時間經常到圖書館去看書、借書。「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儘管絕大多數文學作品被視為「封資修」而遭禁，學校和社會上的圖書館都被關閉，書店裡也幾乎買不到什麼書，但他還是想方設法地借閱了大量的人文著作。1967年9月，正當「文化大革命」處於高潮的時候，他在北京的大姐家住了一個月，每天閉門讀書，把《魯迅全集》從頭到尾地看了一遍，並摘抄了一本語錄；從那時起，他不僅對魯迅先生深刻的思想佩服之至，還開始對國民性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參加工作後，在秦嶺山區的艱苦環境中，解思忠又把文學當作自己的精神寄託。1973年春節放假後，解思忠留在工地值班；期間在他的生活中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兒子出生了；二是他自己立下了創作一部反映建築工地生活長篇小說的宏願，並以詩言志，題為《讀〈孟子·告子下〉》：「舜本農夫，躬耕畎畝；傅說為相，舉於版築。考其根由，俗子凡夫；何以玉成？艱難困苦。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自強不息，大行不偏。君子酬志，十年未晚；不鳴則已，一鳴衝天。」——10年之後，他創作的另外一部長篇小說終於被出版社採用！
當時，雖然還處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學園地依然荒蕪凋零，卻不再是前幾年那種只有幾個「革命樣板戲」的狀況，已有幾部長篇小說問世，有些省級文學刊物也陸續恢複。解思忠為了贍養老人、撫育孩子，自己每月只留用十幾元錢的生活費，卻還是咬咬牙，把當時的文學刊物幾乎都訂了，以致於郵局還以為他是在為單位閱覽室訂雜誌。在礦區施工期間，工地上只有一份《陝西日報》；他經常吃過晚飯後，騎自行車顛簸十幾里山路，到廠區的閱覽室里去看報紙，然後披星戴月地摸黑回來。
時過不久，解思忠調到廠區施工，住宿條件比礦區改善了許多；但為了業餘時間少受外界干擾，他主動要求住進一間別人都不願意住的宿舍——孤零零的四面都是外牆，可謂「夏暖冬涼」，而且只有五六平方米。他在裡面支了張床後，連張普通的桌子也放不下，只好用木板釘了個簡易的小桌子；寫作時，就坐著小板凳，佝僂著腰趴在上面；寫得累了，便直起腰來，捶打捶打後背，看看桌上兒子的照片。
經過兩年筆耕，解思忠終於完成了一部約30萬字的長篇小說；投寄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後，便如同泥牛入海。他借調到京參加首都國際機場建設後，就去出版社打聽書稿的消息；這才知道當時每出版一部長篇小說，都要經過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某位領導人審讀批准，而且全國只有這家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說，每年也就是一兩部。他看出版無望，便把書稿帶回來，鎖在了自己的辦公桌抽屜里。
此後，每當解思忠打開抽屜，目光接觸到書稿時，心便隱隱地被刺痛一下；他既沒有勇氣再去翻看，也捨不得扔掉——它畢竟凝聚了自己兩年的心血，給過自己美好的希望。「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後，他的情緒異常低落；經過一番痛苦的思索，決定放棄文學創作，並把書稿扔進了房後一條靠近農田的小水溝。誰知幾天之後，那部書稿卻像投水自盡者一樣漂浮了起來；他將書稿撈起來後和磚頭捆在一起，再次扔了進去。近10多年來，他雖然不斷有新作問世，卻對這部書稿總難以忘懷；每當乘坐飛機在首都機場起落時，都忍不住會遙望停機坪北面的一座樓房——它後面曾經有過一條小水溝，那裡埋葬著自己的第一部書稿。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解思忠再次萌發了創作的慾望；經過一番論證，他決定以方誌敏創建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為題材，創作一部長篇小說。之所以選取這一題材，一方面是這種歷史題材的作品一般不會由於時間長而「過時」——他已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另一方面，則是出於對方誌敏本人的敬仰——他不僅是一位革命烈士，還是一個熱愛祖國、忠於信仰、有節操的知識分子；不僅是共產黨員的楷模，也是知識分子的楷模，是做人的楷模。2001年，這部長篇小說出版後時過10多年，方誌敏研究會成立時聘請解思忠為顧問；在2002年的年會上，他作了一次題為《重精神重操守》的演講，對方誌敏精神進行了頌揚。
創作歷史題材作品，首先得搜集資料。然而，當時一些諸如《紅旗飄飄》《星火燎原》這樣的革命回憶錄，在「文化大革命」中封存後還沒有解禁，北京只有兩家圖書館能借閱到這類書籍報刊：一家是地處北海的北京圖書館，另一家是地處國子監的首都圖書館；這兩家圖書館都得憑單位介紹信借閱，而且還不許將書籍報刊帶出閱覽室。當時，解思忠上班和居住都在遠離市區的首都機場工地，於是就選擇了較近的首都圖書館；即便這樣，從首都機場乘公共汽車也得近兩個小時。由於施工任務緊，工地兩個星期才休息一天，只能利用這一天休息日去圖書館借閱。
從1976年10月到1977年10月的這一年時間裡，解思忠幾乎每個休息日都是在首都圖書館的文史資料閱覽室里度過的。每次他都是圖書館開館時就趕到了，借到書後便快速摘抄，中間除了上廁所幾乎不休息，直到閉館時才離去。由於連續緊張地抄寫，手指關節酸痛難忍，不得不抄寫一會兒就停下來舒展一下手指。閱覽室里有個供讀者飲水的開水桶，他每次去都帶著乾糧和一個喝水用的杯子，午餐就是邊吃乾糧邊喝白開水。當時到圖書館借閱書刊的讀者還非常少，文史資料閱覽室經常就只有他一個人，偶爾還有一兩個人也大都是老者。他這樣摘抄了大約半年時間後，終於感動了管理人員，破例允許可以把書借回去抄；這樣一來，速度便大大加快。當年他摘抄的資料累計有上百萬字，至今還保存著捨不得丟棄——它畢竟記錄著那些日子的艱辛！
經過種種曲折，真正進入創作階段，已是在調入建設部之後。白天，解思忠得堅持八小時坐班，下班後還要忙家務，晚上九點鐘左右才開始寫作，一直到深夜。在燈下熬過了近千個夜晚之後，終於完成了30萬字的長篇小說《血染東南》，這時已是1983年底。在長達兩年多的時間裡，他只在除夕夜看了電視轉播的春節晚會，平時是不看電視的；星期天和其它節假日，也幾乎全都是投入寫作。他在《素質與命運》一書中曾這樣描寫自己當年夜間寫作的情景：
夜深人靜時，有時寫得累了，我便稍事休息，靠在藤椅背上，向窗外望去——周圍漆黑一片，萬籟俱寂，如同幾年前我夜居秦嶺大山的感覺一樣。有時，我寫得頭痛腦脹，就用雙手使勁地抓撓著頭皮，這時，頭屑和落髮便會紛紛落下；等頭屑和落髮密密麻麻地覆蓋住稿紙上的字跡時，我才用手將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