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貧富差距的拉大，窮人和富人的問題在中國內地成為刺目的字眼，有部分官、學、商勾結形成所謂「特殊利益集團」，竊取改革成果的問題，也有一些人開始針對所有富人，全盤否定民營企業家，藉此否定改革開放，希望回到過去國家大一統的時代。
醫療，尤其是教育方面有不少問題，窮人向上的通道狹窄，公權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約，權力與財富還有密切關係。一部分企業家與權力過從甚密，但又有相當多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中小企業家受到權力和制度的壓制……
這些問題糾結在一起，我們迫切需要理清頭緒，辨明方向，在理清這些問題的基礎上，探討中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
今天中國頭等的危險是什麼？
馬克思已經在《資本論》裡面早早講明白了——一個不講究公平正義、資本剝削無度的經濟和社會，最終必然陷入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直至最後的滅亡。
不要以為馬克思的觀點過時了，馬克思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一個不講究分配公平的社會，最終必然導致持續消費能力的萎縮，同時生產卻在無限擴張，這就形成馬克思所謂的生產相對過剩，生產相對過剩就導致經濟危機：大量的產品賣不出去，工廠一批一批倒閉。
我們來看西方發達國家，他們已經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沒再爆發經濟危機了，是馬克思錯了嗎？
不是，是這些國家變了，他們用公平正義的分配解決了馬克思指出的矛盾，用郎咸平的話說，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社會主義化了。
我們知道，現代西方發達國家工人具有強大的力量與資本抗衡，他們有強勢工會，有政府的最低工資法撐腰，有法律賦予和保障的罷工等權利，工人對爭取工資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於導致了經濟學中說的「工資剛性」——工資只能升不能降。
中國政府需要防範的是，警惕社會主義中國被資本主義化，即走向資本無所顧忌地剝削勞工的局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官員把這一條執行成了一切以資本為中心，全心全意為資本服務，極端情況下，導致官僚資本的再生。
在市場和經濟活動中，工人相對於工廠主是天然的弱勢者，只要政府不以強勢幫助工人，工人就如同任人宰割的羔羊，資本剝削就會毫無節制，這就如同馬克思所生活的那個時代那樣，工人的處境到了悲慘的地步。由於工人與資本家的力量懸殊，所以即便政府對資本和勞工採取中立態度，其實也是對資本剝削的放縱和鼓勵，更不用說政府協助資本的情形。
中國政府正在力求建設和諧社會，這是順應歷史潮流的正確道路。問題是怎麼達到和諧？
我認為，真正的和諧應建立在力量均衡之上，在中國而言，最根本的就是促進勞資雙方力量的均衡。
縱觀他國經驗，和諧乃是經由勞工與資本的合法鬥爭而得來，而不是由強勢一方壓倒另一方來達到和諧。今年以來，聲勢浩大的罷工潮不僅席捲了西歐國家，而且還波及到美國、亞洲和俄羅斯，美國最近的是好萊塢編劇罷工。我們知道，這些罷工並不會影響社會和諧，反而會促進社會和諧，全世界都在罷工，為什麼我們沒有？
我國政府應該開始考慮協助工人對抗資本，促進資本與勞工力量的均衡，只有這樣，才能形成真正的社會和諧，才能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推動勞資力量均衡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實現藏富於民，讓源源不斷的國民內部強勁消費、投資需求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保障。
認識到資本無度剝削嚴重後果的不只馬克思一人，歷史上那些有遠見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都理解了經濟危機的邏輯，並且採取了解救的辦法，否則，資本主義國家早就被馬克思預言滅亡了。
看我們身邊的日本是怎麼做的，日本從1960年池田內閣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到1967年比計畫提前三年使實際國民收入增加了1倍，至1973年，日本人均實際國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由此奠定了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從製造大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強國。
事實上，幾乎所有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起飛都經歷過類似的國民收入培增計畫。
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最大的缺憾在於，沒有類似的計畫使國民財富同步增長，反而使國民成為改革成本的長期承擔者，並因此留下內需不振、經濟失衡、社會矛盾激化等種種後遺症。
增加勞工收益，擴大國民收入不僅是中國長遠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且是當前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迫切需求。
目前中國經濟面臨偏快轉向過熱是不爭的事實，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作為2008年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經濟降溫的方法有很多，匯率手段、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都可以應用，但筆者認同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只有通過「藏富於民」才能從根本上治理經濟過熱，並把經濟推向長遠健康發展，即通過二次分配加快生產要素價格的改革，儘快實現財富向民間的轉移，以拉動內需市場，杜絕國民的後顧之憂。
通過提高勞動收益、藏富於民來擴大內需絕不會像通常認為的那樣加劇通貨膨脹，而是相反這將促進國民經濟健康、強健發展。在勞動者權益保障差的情況下，勞動者工資上漲一定是假象，它是通貨膨脹導致的名義工資上漲，也即是說現在許多行業工資見漲並不是通貨膨脹的原因，而是相反，它們是通貨膨脹的結果。
增加勞工收益從兩個方面抑制經濟過熱，其一是降低對外依存度，減少過多的出口，勞工工資強勁增加，出口產品的價格優勢下降，出口必然會受到抑制。其二是抑制國內過熱的投資需求，比如明顯過熱的能源產業的投資，如果大幅提高礦工的工資，必然能夠強勁抑制其增勢。
總結到一點，提高勞工收益就是通過增加投資成本來抑制投資。通過這種方法使經濟降溫，將是一舉兩得：一方面使經濟過熱的趨勢快速得到抑制，另一方面藏富於民保證了經濟未來發展的強勁後勢。
在此，要特別提醒一下中國所有對民眾「仇富情緒」感到擔憂的企業主和富人們，提高勞工收益不僅僅是對勞動者的改善，更是你們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如果一個社會中窮人沒有足夠的購買力，富人的錢何處去賺。所以，企業主們不要反對勞工加薪，相反應大力支持。
到此為止，我們的一個結論是，解決窮富問題、促進社會和諧和實現經濟持續發展，根基都在於提高勞工報酬，促進勞資力量均衡。
提高人力資本投資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這是由各發達國家經濟發展軌跡所證明的一條原理，尤其是亞洲新興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歷程表明：一開始依靠勞動密集產業和製造業對外出口迅速增長的經濟體（比如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隨著本地區勞工成本的逐年遞升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勞動力更廉價的區域的開闢，其逐漸喪失成本優勢，能夠繼續支撐經濟持續增長的是人力資本優勢和產品技術含量的提高。
試想，如果日本幾十年前沒有技術研發的長遠目光和巨大投入，而一直滿足於勞動力成本的暫時優勢，那麼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它早就被競爭所淘汰掉了，是技術優勢保證了日本在國際市場的持續競爭力。
很多人認為，中國近年來10%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過快。然而，經濟增長速度提高的好處不言而喻。關鍵的問題不在於經濟增長速度過快，而在於人力資本投資不足。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以該國的總產出來衡量的。總產出取決於總投入。
投入有三個來源：勞動、資本和技術進步。前兩者都是物質投資，後者則是無形投資。
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內生的技術進步可以帶來內生的經濟增長，而內生的技術進步則來自於經濟當事人的無形資本投資即人力資本投資與研發投資。
由於無形資本具有外部性，當無形資本投資不足時，經濟將達不到帕雷托最優或經濟是動態無效的。
新經濟增長理論將知識和人力資本因素引入經濟增長模式，應用專業化的知識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可以產生遞增的收益投入，從而收益的利潤也在增加。
其中，羅默的技術進步內生增長模型指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增長的原動力是知識積累，資本的積累不是增長的關鍵。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具有決定性作用，人力資本又具有規模報酬遞增性，而且存在著投資刺激知識的積累，反過來知識的積累又促進投資的良性循環。
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實際GDP增長率的絕大部分依靠資本和TFP的貢獻份額，勞動投入量的變化幾乎可以忽略。其中TFP貢獻是實際GDP增長的決定性因素，TFP貢獻佔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