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香港，相對於變幻莫測的世界風雲，要平靜安寧一些。然而，戰爭這個龐大的怪物，一刻不停地在它的四周嗥叫著，它的陰影重重地在港人的心頭集結。閑暇時，人們交談的話題幾乎都和炮火硝煙有關係。他們似乎嗅到了戰爭的氣味，卻因看不到它的形象而恐慌，而迷失。直覺告訴人們，戰爭早晚要來！
儘管如此，香港仍因其平靜而匯聚著各樣的人流，特別成為文化藝術界的匯聚點。人們會驀然發見，幾乎在一夜之間，香港的文化藝術舞台上多被陌生的面孔所佔領，成為反映戰爭評點時局的主流。令人稱奇的是，他們個個洋溢著逼人的才華，而且經驗豐富，辦幹練，很快就打開了局面：
鄒韜奮先生最先在香港辦報。1936年6月7日，他創立的《生活日報》首先面世；
繼鄒先生之後，1938年4月16日，茅盾先生在香港創辦了《文藝陣地》；
1938年8月，胡政之先生創刊《大公報》；
1938年8月，詩人戴望舒又創辦了《星座》；
1941年9月18日，梁漱溟發起創辦了民盟機關報《光明報》
另外，港人還注意到，蘇曼殊、茅盾、張愛玲、葉淺予、胡適等一大批名揚四海的文化巨擘，神奇地出現在自己的周圍，他們或指點江山或激揚文字，或花前月下吟詩弄賦，把沉寂的香港變得活躍異常。
香港人喜不自勝。面對文化的空前繁榮，它們更多的是亢奮和迷離。和這些文化精英們生活在同一片天空同一方土地，受他們的呼吸，傾聽他們思想的聲音，無論怎樣說都是一種幸運。但仍有人嗅到了反常的氣息。他們不禁皺眉發問：他們因何而來？他們在這裡幹什麼？
1941年2月，山城重慶被灰色煙雨籠罩著。中共南方局所在地一一曾家岩50號門前，是一條鵝卵石鋪成的小路。路上行人稀少，偶爾有車夫拉車時慌亂的腳步聲和咳嗽聲從霧中傳來一些聲響，反襯得這深巷更加神秘空曠。
濃霧中走來一個中年漢子，一襲青衫長袍，手中拎著一把油紙傘，一付漫不經心踱步的樣子。當他走到這條小路時，突然停下腳步，似乎在傾昕嘉陵江滔滔江水，又像活動一下僵直的脖頸，四下看看，腳步由緩變急，風一樣向曾家岩50號走去。
他就是名震四海的文化戰士胡風，左翼作家聯盟的重要成員。也是中共與文化革命主將迅的秘密聯絡人。抗戰爆發不久，胡風從上海抵達當時中國的政冶文化中心武漢，成為在漢口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常務理事和研究部主任。武漢失守前，胡風逆江而上，來到戰時陪都重慶，當時任國民政府軍琳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是周恩來，他提名胡風到郭沫若、陽翰笙領導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去，作為十名專職委員之一，協助黨的工作。
三十年代，胡風憑著一腔熱血，創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詩作，其中《血誓》《敬禮》《為國而歌》《給怯懦者》等五首，是他在十天之內噴涌而出的，詩風高雅、充滿激情，每一行詩句都是跳動的火焰。其後，胡風主編並出版了在抗戰文學中影響很大的《七月》雜誌，在發刊詞中，胡風這樣寫道：
能有洞燭一切的巨眼和凸觀萬象的偉力，為文如噴泉四射，使自己成為民族的也是文苑的驕子，當然是可以慰人自慰的，但如果不能做到，退而為這文苑建設工程搬運一瓦一石，從這搬運工作裡面，寄付著對民族解放戰爭的一瓣微忠，也應該是雖然微末，但卻非毫無用處罷。
正當胡風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抗戰的文化事業時，震驚中外的皖南賽變爆發了。面對反共狂瀾，身在重慶的周恩來首先想到的是文化人的安全，周恩來臨危不懼，決定幫助他們迅速離開這座令人窒息的山城。
胡風此行正是應周恩來的邀請，來商討去延安還是去香港的，他知道，茅盾、丁玲等許多文化名人，都是通過共產黨的保護，到達安全地帶從事文學創作的。現在，四面烽火朝不保夕，周恩來同志仍不忘保護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作為文化人的胡風，深深為之感動。
對於周恩來，胡風是十分敬仰的，早年在武漢時，胡風就經常參加他召集的文藝家座談會，聆聽周恩來闡述黨的統一戰線思想，對他的真知灼見高瞻遠矚以及政治家特有的風度，胡風十分佩服，在他心裡，周恩來是魯迅之後第二個令他信服的偉人。
胡風按時到達曾家岩50號，等在那裡的周恩來看到胡風安全到此，緊鎖的眉頭舒展了，他說：皖南事變後，國民黨政府反共氣焰日甚，為了減少損失，保存革命力量，我們決定讓有影響的左翼文化人撤離重慶，你也在其中之列，一是去延安，二是去香港，今天就是想聽聽你的意見。
胡風很喜歡周恩來的簡捷幹練，和他說話，胡風也覺得自己幹練起來了，他說：
我們應該在重慶堅持，和國民黨繼續鬥爭。如果它們繼續逮捕人，只能更加失去民心，失去道義，多行不義必自斃，一切只能加速他們的失敗。胡風說這番話時，心裡還有一個疙瘩沒有解開，那就是無法割捨他心愛的《七月》雜誌，《七月》是他傾注了多少心血才有今日的規模和名望啊。
周恩來知道胡風對《七月》的情感，也在胡風的話里感受到了他的信念和力量。周恩來同志一面給胡風講述當前的形勢，一面講述黨的任務方針，直接說出胡風感情用事的弱點，他告訴胡風：撤退固然是為了保存幹部，還有另一個重要意義，那就是對國民黨的背信棄義表示強烈抗議。
胡風后來在回憶錄中曾這樣描述當時的心情：能到革命的延安去過一種新生活，當然是我們所嚮往的，但我總覺得去這麼多人恐怕也做不出什麼事來，我就對夫人梅志說，一切都由周副主席安排吧，但是從今天起就要開始做些準備工作了。
此時，重慶等一批文化人已經開始撒退，其中歐陽山，艾青等去延安，茅盾、夏衍、范長江等赴香港。茅盾等人也是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帶著真情的重託，從重慶出發，經上海來到香港的。所不同的，周恩來把在延安及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及老幹部所寫的文藝稿件，交給了茅盾。並派身邊工作人員吳奚如走訪茅盾及其他文化人，告訴茅盾，稿件直接發表或作為創作素材，由茅盾定奪，並囑咐茅盾：胡風主編《七月》，主要刊登短小精悍的報告文學和詩，算是游擊戰，茅盾將出版的《文藝陣地》多刊登長一些的文章，作為陣地戰，兩者配合，又構成國統區左翼文藝的完整陣容。安排胡風去香港，周恩來是有特別考慮的，當時日本東京報紙上刊有日共中央被破獲的消息，周恩來十分關注日共的情況，所以，他希望早年在日本學習時即與日共有聯繫的胡風能夠經香港到南洋一帶，通過日本僑民尋找日共的關係。這一特殊任務，周恩來是在胡風離渝前一天才對他說明的。只是到香港後，情況有所變化，胡風未能如願。
臨行前，周恩來專門交給胡風一張重慶七星崗莫斯科餐廳去香港辦貨職員某某的假期旅行證明，還給了他100元美鈔和若干法幣，以作行路盤纏。
1941年5月7日，當山城重慶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沉睡，胡風一家悄悄登上了一輛南下的汽車。望著霧汽朦朧的山城，環顧多災多難的祖國，胡風像眾多赴港的文化人一樣，帶著奮鬥的激情帶著離別的傷感，在心中默默念道：
別了重慶，別了國，幾年來，天上有轟炸，地下有暗礁，我們只有在鬥爭中生存，在苦難中求樂，子彈和血雨嚇不倒我們，在人類解放面前，任何恐怖都難以撲滅我們心中的火焰。祖國，重慶，如果需要，我們會再來，因為我不是為了逃避轟炸貪圖安逸才離你而去的。
此時胡風一家去香港，在赴港的文化人之中，算是比較晚的一批了，在此之前，大批的文化人，或直接進駐香港，或由組織出面聯繫入港，許是走露風聲的緣故，赴港之行兇多吉少的消息不斷傳來，給他們的家庭帶來了陰影，在赴廣洲灣的途中，時時可見畫著兩根枯骨的石碑，汽車在山間公路上簸，事後胡風回憶說：那次旅行，可真是提著腦袋往前闖，吉凶未卜啊！
1941年6月6日，胡風一家從重慶跋涉到香港，行程萬里，歷時一個月，胡風的到來，很快在香港的文化界傳開。當天，就有夏衍及因導演《漁光曲》而名聲大振的蔡捷生前來看望，大家相談甚歡，心情怡然，在暫時的住處九龍彌敦道新新酒家裡，不斷有故知新朋拜望，胡風稱大家見面尤為親切，他鄉遇故知，在重慶的兩年半生活里所受的精抻重壓，像是消失了似的。
數日後，胡風租住西洋菜街175號4樓一間房子，租了幾件傢具將家安頓下來。和眾多的文藝戰線的戰友們一樣，一個小小的陣地，就這樣完成了它的全部過程。
繁華，喧鬧的香港，在英國人的統治之下原本不在意什麼文化沙龍之類的聚會，被稱為自由城的香港，戰時成為各種勢力的避難所。
然而，香港人甚至港英政府初時並沒把他們看在眼裡。在聆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