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使南京政府陷入困境，轉而寄望於「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的國聯外交。在這個國際外交的最高級別舞台上，中日外交家開始鬥智斗勇。
「九一八」事變的當晚，老蔣還在江西湖口的軍艦上，忙著指揮「剿共」哩。
直到第二天中午下艦後，他才接到上海發來的電報，得知東北出事了。但上海的消息，又是從東京消息轉引過來的。上面只說東北軍破壞了南滿鐵路，其它不詳，所以他還不知道事情會發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
他當時只是就事論事地趕緊給張學良發了個電報，除詢問詳情外，還讓他做好對外宣傳，尤其是要闢謠。
那意思就是，哪怕破路這件事真是你乾的，也打死不能承認。
等收到張學良複電，老蔣才知道東北的那檔子事遠遠超出他的想像範圍，不禁倒抽了幾口冷氣。
日本人真的動手了。
有人說老蔣是「親日派」，其實這大大冤枉了他。如果一定要說他親誰的話，把他劃在「親美派」裡面還差不多。
後來披露的《蔣介石日記》顯示，他不但不「親日」，從內心來說，還是很「惡日」的，這個情結可以從「濟南慘案」中他挨日本人的飛機炸彈算起，從那天開始他每天都要在日記上寫兩個字：「雪恥」。
不過在「雪恥」旁邊，另外還有三個字，叫做「不抵抗」。
他之所以要告訴盟弟弟張學良，面對日軍挑釁時要堅持「不抵抗」，同時自己對「不抵抗政策」也奉行無礙，一方面，與他當時對中日雙方實力的研判有關，認為如果中日正式開戰，中方的結局可能會比當年的甲午戰爭還要慘，另一方面，則來自於他所主導的另一個政策——「攘外必先安內」。
這個政策看似簡單，其實它在各個時期的含義還不大一樣。直到中原大戰，老蔣「攘外」攘的還不是日本，而是蘇聯，至於那個「內」，連共產黨一時都排不上號，他指的是馮閻李這幫國民黨內的「原哥們」。
從萬寶山事件開始，他發現日本正在煽動反華浪潮，這才把「攘外」這一「榮譽稱號」一點點地開始移向日本，但是與「攘外」比起來，「安內」在他心目中仍占最主要地位。只是此時進入「安內」名單的多了起來，除了他在國民黨內的政敵，又多了黨外更厲害的對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
國民黨想搞黨軍沒搞成，共產黨卻在中國建立起了真正的黨軍。紅軍不愛錢，不怕死，有主義，有精神，漸漸成了老蔣的心腹大患。幾次圍剿都無法把紅軍撲滅，就是一個明證。
在當時的老蔣看來，無論是黨內反對他的人，還是「赤禍」，都是「禍患」，不搞定這些，其它只有免談。你要他安安心心地「攘外」，就必須先讓他「安內」。
但是，一個突如其來的「九一八」事變，完全打亂了他的步驟。他與自己的親信都意識到，此次事變，「決非濟南事件可比」。
那段日子對老蔣來說，實在是個多事之秋。
在國內，他不僅要在江西和紅軍作戰，還要對付汪精衛的「廣州國民政府」。
給石友三的50萬打水漂之後，老汪又拉上了革命先行者的公子孫科一起干，聲勢逼人。
其實孫公子原先在國民黨內是談不上有多大實力的，甚至被一些人稱為「紈絝子弟」、「花花公子」。能夠上位得這麼快，很大程度上還是拜老蔣所賜。
老蔣自從軟禁胡漢民後，發現他在黨內四面楚歌，到處都是反對的聲音，就臨時抱佛腳，到處拉人。孫科雖然嫩，但背後有個偉人老爸的光環在照耀，所以當仁不讓地成為老蔣拉攏的主要目標。這一拉，沒有拉住孫科，卻在無意中把對方的政治身價給抬起來了。
被「炒紅」後的孫科看看反老蔣的人實在太多，馬上很聰明地跟老蔣說了聲白白，轉而坐老汪那艘船上去了。
老蔣偷雞不著蝕把米，等到「九一八」事變突然爆發，反蔣的各派系眼前一亮，又找到了一桿新的大旗，那就是抗日。
你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搞我們身上，日本人才有機可乘，你還能說你沒有責任嗎？
老蔣處於內外交困之中，日子真是要多難過有多難過。
和老蔣一樣，日本內閣首相若櫬竟然對「九一八」事變也感到十分吃驚。
這天早上，若櫬首相接到了陸軍大臣南次郎打來的電話。
南次郎向他報告了一個足以令他頭皮發脹的消息：昨晚上，關東軍與中國的東北軍打了起來，目前已佔領了瀋陽。
按照關東軍的報告，是東北軍先動的手。
若櫬知道事態嚴重，立即召開臨時內閣會議，確定了不擴大事態的方針，並要求南次郎向關東軍下達相關指示。
南次郎以陸軍省的名義發了一通指示，責令關東軍立即停止進軍。
沒人理他。
就算石頭扔進河裡，還能泛個浪花出來呢。
情急之下，南次郎忽然想起了那位派去做思想工作的建川。
這廝是幹什麼吃的？他在哪裡？
建川人就在瀋陽。現在他酒已經醒了。
至於他昨天晚上是不是真的喝醉了酒，那誰也說不清楚。
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位仁兄的老爸據說還是一位大法師，畫符念咒那是伸手就來，屬於搞迷信和詐騙活動的行家裡手。
有了這點遺傳基因，如果說他是假裝醉酒，我也不會不相信。
酒醒了，就得做工作，要不然沒法回去交差。
一問，原來事情已經鬧完，連瀋陽都被攻下來了。
正合我意。
不過為了顧及自己此行的目的和身份，建川還是假模假式地和石原拌了兩句嘴，然後算是完成任務，坐上飛機回東京交差去了。
南次郎託人算是託了個王伯伯。
若櫬不支持，軍部支持。
就在若櫬拉著他那個沒用的陸相，想勸關東軍止步的時候，軍部內部也召開了一個討論相同內容的緊急會議。會議結果卻大相徑庭，不僅認為關東軍的「軍事行動是適宜的」，而且還決定向東北繼續增兵。
與此同時，若櫬還得到了一個更讓他犯暈的消息：駐朝日軍在根本未接到任何正式命令的情況下，就已跨過鴨綠紅進入了東北境內。
對於這樣一個類似於「叛軍」，而且極可能在國際上造成丟分的莽撞舉動，內閣首相愣是連知會一聲的面子都沒能得到。
把個若櫬氣得直翻白眼珠，卻又無可奈何。
內閣之所以不同意把東北的事情鬧大，當然並不是為中國人著想，而是為他們本國考慮。
因為那時日本境況著實不妙，經濟正陷於「昭和恐慌」後的一片困頓之中，有些地方竟然也出現了和鄰國中國一樣的情景：餓死人是常有的事，買賣兒女成了朝陽產業。
內部已經危機重重，如果再被國際孤立，後果將極其嚴重——缺了糧食，沒法活人；缺了原材料，沒法搞工業。
就算對中國這個一貧如洗的窮鄰居，它也不是一無所求。
因為日本唯一的優勢就是生產和出口商品，而中國是它的大客戶之一。
得罪了這個大客戶，你的商品再好，又賣給誰去？
在若櫬看來，關東軍在東北乾的這些事得不償失，無異於讓日本國的另一隻腳也陷入了爛泥之中。
可這些東西沒法說，一說就是「軟弱無能」。更何況就是說了，軍部和關東軍也只當你是在放屁，甚至聽煩了還會拔刀相向。
日本社會各界也把向政府施壓變成了一股潮流。
這個世界上，可不光是中國學生會搞愛國運動的，日本學生同樣也會，「九一八」事變後，他們也拉橫幅，喊口號，舉行「愛國示威」。
日本憤青們一邊為關東軍的「英勇行為」歡欣鼓舞，一邊組織捐款義演，要慰勞東北前線的「廣大愛國將士」。
日本輿論界也完全支持關東軍，一邊稱讚關東軍的行為是「愛國行為」，一邊指責政府施行「軟弱」政策。
二戰結束後，面對戰敗的苦果，很多日本史學家都承認，當時的輿論界應對挑起戰爭負起相當大的責任。
巨大壓力之下，若櫬內閣若不想被選民提前炒魷魚，惟有跟軍部唱起一個調子，表揚關東軍「忠勇可嘉」、「戰果輝煌」，並對所有「有功之臣」進行了「表揚」和封賞：
作為「總策劃師」、首席功臣，石原莞爾第二年即從中佐晉陞為大佐，後來又榮升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課長，併兼任作戰部作戰課長。
板垣後來升為少將，還曾擔任過關東軍參謀長一職。
這兩人因「滿洲事變」的策劃成功，自此成為了日本國的「戰鬥英雄」。
就連事前一無所知，事後倉促上陣的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也沾足了光，日後不僅升為大將，還擠到皇帝身邊，當上了天皇的伺從武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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