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發生後，河本被責令退役。臨走時，他推薦了兩位後繼者。其中一位被喻為日本軍界百年不遇的怪才和奇才，就是他策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經過中原大戰，對內，老蔣可能算是暫時贏了，但對外，其實一樣是輸家。經過這場大規模的內戰，參戰各方均「殺傷甚慘」，原有老兵幾乎換了一茬，而張學良移兵關內，更為外人覬覦東北提供了乘虛而入的機會。
此時，如果還有一個真正的贏家的話，倒不如說是正在東北準備搞小動作的關東軍和隔海相望的日本政府。
時局如棋，當中國這個棋手精神和體力分散的時候，它的對手則已經悄悄地把東北一角的棋子圍了起來。
儘管當年的「老虎廳」事件更多地緣於東北當局的內部鬥爭，但日本政府卻把它解讀為，這是張學良向日本所做的通牒。町野為了推卸自己交涉失敗的責任，回去後就到處宣傳，說楊宇霆曾經向他表示過，鐵路問題可以商量。
現在這個人死了，也就等於「滿蒙新五路」的最後希望都破滅了。毫無疑問，張學良是日本的敵人，比他老子還可惡，必須與他決裂。
河本在哪裡？我們需要你。
當初對河本的處理決定是退出現役。軍部開出罰單說穿了還是給外面人看的，對一個高級參謀能以一己之力在東北弄成這麼大的動靜其實當時就很是欣賞。在他即將被迫脫下軍裝的時候，上面便派人來問：河本君之後，誰可繼之者？
那意思就是問，你走之後，還有誰能夠像你一樣善於搗亂？
河本推薦了兩個人，都是他的陸大同學：板垣征四郎大佐（陸大28期）、石原莞爾中佐（陸大30期）。
距離「皇姑屯事件」四個月後，板垣正式接任河本的高級參謀一職，石原則擔任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加上土肥原，所謂的「關東軍三傑」（又稱「三羽烏」）現在一齊登場亮相了。
查一下個人履歷，土肥原、河本、板垣、石原都是陸大校友，讀書經歷幾乎一模一樣，都經歷了陸軍幼年學校、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校（即陸大）這三級跳階段。有趣的是，四個人在陸大的畢業屆數也呈梯次遞增，中間都跳開2級，從土肥原開始，分別是陸大24期、26期、28期、30期。
前三個人都可以算是昭和軍閥的典型代表，狂妄、囂張、自以為是、急功近利，滿腦子都是衝動，根本不顧及後果。土肥原因為對兼職特務「情有所鍾」，所以還經常裝裝斯文，但他本人除了喜歡煸風點火，做「土匪的源頭」外，並沒有任何能上得了檯面的獨立思想，對侵華這檔子經國大業更談不上有什麼遠見卓識。
但是石原是個例外。如果說日本的克隆人生產線偶爾也會出點毛病的話，石原算是一個。
準確地說，石原莞爾是一個比較「有思想」的日本軍人，稱得上是一個怪才。
舉凡指望怪才奇才出世，就和想培育奇花異葩一樣，除了靠老天爺幫忙外，還需要有適合其生長的陽光雨露。但在東瀛軍界，這些東西其實並不具備。
一個有志從軍的日本人，從小就必須寄宿，上軍事小學「陸軍幼年學校」，平時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一門心思就是死讀書，讀完書後再勵志，一個比一個口氣大，都嚷嚷著要把中國這些「東亞病夫」怎麼樣怎麼樣。
至於政治經濟外交，國內國際國外，他們既不關心，也不學習，基本上是一竅不通。除了軍事以外的課程，學生不想學，老師也不願教，教學要求、考試科目里更沒這一項，導致軍校學生出來後都是兩眼一抹黑，除了打仗什麼也不懂。像土肥原，看似知識還算淵博，其實都不是學校里學的，是由於特務行當的職業需要，後期自己惡補的，因此純屬七拼八湊，用來吹牛侃大山還能騙騙人，真正的學問就別指望了。
當時中國留學東瀛的最高境界就是考取日本士官學校。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的人，平時都是兩隻鼻孔朝著天走路的（東北軍還專門出了個「士官系」，優秀程度參見楊宇霆）。其實這隻能說是日本軍校中的高中，離大學還差得很遠。日本軍校生的終極目標是陸軍大學。這個陸軍大學的門檻離地三尺三，如果不是士官學校的優等生，你連報考的資格都沒有，更別說考上了。當然要求的分數也是異乎尋常的高。
在這樣一種教育模式中生存下來的人，全面發展根本談不上，畸形發展還差不多。加上日本人性格本身就拘謹刻板，你要克隆型的軍事幹部那是一抓一大把，如果想找幾個不一樣的，那就幾乎等同於天方夜潭了。
不過我這裡說的是幾乎。
再寸草難生的沙漠里，有時還會找到幾棵千年不倒的胡楊樹呢，所以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奇蹟總是偶爾會出現的。
石原就是這幾乎中的一個。
其實石原在讀書時並不用功，別人都在拼著命讀書，惟獨這哥們不當一回事。平時除了玩，最大的興趣就是看閑書。
前面講過了，日本軍校最看重分數，考試壓力非常之大，加上功課又多，一般情況下，很少有人願意擠時間去看規定課程以外的書。石原則不一樣，他的閱讀範圍很廣，人文地理什麼書都看，就是很少看「正經書」。
饒是如此，那些比他用功十倍還不止的同學還是考不過他，每次考試，此君都是名列前茅，陸大畢業時竟然還進入了軍刀組（指畢業成績在前六名者）。
所謂怪才，通常就是指這樣一類人：神經兮兮，死不要好，但腦子卻特別好使，好像被外星人點過穴位一樣。
事實證明，河本選擇石原這個「陸大怪才」來完成他在東北的「未競事業」是很有些眼光的。因為後者即將在東北掀起的，將是一個連他自己也無法想像的滔天巨浪。
據說，在日本很少有人能真正讀懂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就連他們的洋老師——陸軍大學聘請的德國教官對這部煌煌大著都諱莫如深。
大概此書也的確深奧，快趕上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水平了，後者真正弄通的人同樣寥寥無幾。
但是石原卻超越了他的祖師爺，把一部《戰爭論》硬給啃了下來。不僅如此，他還有所發展，拿出了一個最新理論成果，即「最終戰爭論」。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說，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這句話對石原相當有啟發。像那個傳說中的西方預言家查拉斯圖拉一樣，他也據此給日本算了一卦。
他說今後日本要想在世界上有地位，遲早還是要和美國打一場「最終的戰爭」（倒還是蠻準的），而要打的話，日本在戰略上非常吃虧，主要是國土無縱深，又缺乏戰略資源（後來也應驗了），所以一定要擁有一個後方基地，這個基地就是滿蒙（缺德結論就這樣被推導了出來）。
在戰後的遠東軍事法庭上，起訴方曾把日方的一份奏摺作為證據提出犯罪指控。
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摺。全文很長，有四萬多字，但被人們記住的只有兩句話。第一句話：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第二句話：要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
田中奏摺在史學界是有爭議的，日本人一直說它是偽書。
從田中當政時推行的政策來看，出自此人之手的確疑點很大。因為田中的對華外交政策有個名堂，叫做積極外交。
所謂積極外交，就是依靠奉系軍閥首領來維護和擴大「滿蒙權益」。雖然一樣是打壞主意，但它與「征服滿蒙」畢竟還是兩碼事。
其實田中奏摺的大部分理論依據，都來自於石原的「最終戰爭論」。按照這個理論，日本如果像以往那樣「被動」地維護「滿蒙權益」是不夠的——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應該直接拿下，一勞永逸。
「最終戰爭論」一出爐，就被日本陸軍當成了寶貝，並成為關東軍策動「九一八」事變的指導思想。
一切都預示著，關東軍這次不光是消滅兩個東北的頭頭腦腦就算了，他們要玩兒一把大的，把作為日本「未來的生命線」和後方基地的滿蒙（東北和內蒙）一口吞下。
在東北，石原和板垣等人都親自觀摩了中蘇之戰的實況。看完之後，石原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說了這樣一句話：「對付張學良連我的家傳寶刀都不需要，竹刀就足夠了」。
他又一次預言：我敢斷定，如果一旦有事，關東軍不用兩天時間就可以佔領奉天。不過從現在開始，我們需要準備和等待，因為行動的最終實施至少還需要兩年時間。
石原比河本們更可怕的地方，就在於他不僅狂妄，而且冷靜。
由於改旗易幟後，東北成了中國的地方政府，張學良又以外交收歸中央為由，拒絕和日本進行直接交涉，這使日本人再也沒辦法繞過南京政府這一關了。
民國二十年（1931年）4月，若櫬禮次郎組建新內閣。在若櫬內閣成立的當天，王正廷約見日本駐華代理公使重光葵。
大喜的日子，王部長沒忘給公使先生準備一份賀禮，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