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外交」風起雲湧，張學良也醞釀要收回中東路權，但事情的複雜程度遠遠超出了他的想像。中蘇之戰終於爆發，在這場東北軍歷史上最悲壯的戰役中，究竟是誰改變了戰局，又發生了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北伐勝利，東北易幟，國民黨算是暫時坐了天下。南京政府意氣風發，在外交上也極有所作為。
從清末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就理解了一句話的深刻含義。
那就是：弱國無外交。
弱國雖無外交，但弱國卻從不缺少最好的外交官。這就好像孱弱的國足一樣，球隊既然進攻乏力，就只能依靠優秀的守門員幫忙，爭取讓別人少進兩個球了。
王正廷，美國耶魯大學碩士生，專業為法律，時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長。
當年的巴黎和會，王正廷是見證者之一。
那時候他還是四十歲不到的小字輩，是中國五人代表團中的南方代表。在出席和會時，忽然接到通知，日本率先提出，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應直接由日本繼承。
事出突然，中國代表團手忙腳亂，經過緊急磋商，決定由北方代表顧維鈞臨時代替王正廷出席會議進行答辯。
與王正廷一樣，顧維鈞也是一個「海龜」，擁有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生學位，他的美國老師曾經擔任過美國助理國務卿。
顧維鈞臨危受命，在凡爾賽宮雄辯滔滔，口若懸河，愣把日本代表說得沒了脾氣。
這是一個中國代表第一次在國際講壇上為自己的祖國成功正名。被稱為「外交奇才」的顧維鈞自此享譽中外。
作為南方代表，王正廷原本與顧維鈞是不和的，雙方在出席和會的順序上也暗地裡你爭我奪。
但是這一刻，他嘆服了。
他終於體會到了一個中國外交官的真正價值所在。
巴黎和會當時的結局卻並不圓滿，日本見說不過中國人，馬上當著大家的面撒了一回嬌，聲稱要退出和會。幾個大國一商量，反正得罪誰都是得罪，柿子撿軟的捏，那就犧牲一把弱國的利益吧。
中國代表縱然使盡渾身解數，面對的仍然是「必須無條件接受日本提議」的黑暗現實。他們只好憤然拒簽。
對於外交官王正廷來說，巴黎和會既是恥辱，也是光榮。
他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
擔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長以後，王正廷提出了一個標誌性的外交政策，即革命外交。這一外交政策得到了國民政府主席、實力派人物蔣介石的支持。
有必要提一句，王部長是浙江奉化人，他和老蔣是近得不能再近的老鄉，而老蔣素來對自己的同鄉是照顧提攜有加的。
革命外交聽起來不錯，但實際交涉時困難重重。
原來的條約就是再不好，那也是當年白紙黑字寫下來，你我雙方認可同意的。哦，現在新建了政府，重搭了班子，眼睛一閉就打算不認賬了，哪有這麼容易的事。何況所謂列強，個個都不是省油的燈，天天還想著從你身上再找點什麼回來呢。
想反攻倒算？門都沒有。
王正廷只好逐個磨嘰。先跟日本談判，談「濟南慘案」的道歉、賠償、懲凶、撤兵問題，沒想到日本人倒打一耙，猴急白臉地認為自己受到的損失還要大，要賠錢也得是中方賠給他。雙方爭吵不休，最後只好擱置爭議，留待「實地調查」後再論是非，實際上是不了了之了。唯一順利的事情是撤兵，截止民國十八國（1929年）5月中旬，在日軍全都撤走後，山東移交中方接收。
接著又跟英、法、德這些歐美國家談。人西方紳士到底不一樣，素質比東瀛的黃皮猴子高多了，美國又做了榜樣，於是大家都很爽快地同中國逐一訂立了「新關稅條約」，歷史上第一次承認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
日本最初表示強烈反對，無奈西方人都認了，也只好隨大流。
其實說白了，大家都是想到中國去摘桃的，現在洋老大走在了前面，眼看不跟著干或者晚幹了就會吃虧，所以趕緊改變對華策略才最為要緊。
革命外交旗開得勝。
總的說來，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
愛國不分先後。大好形勢之下，誰的頭腦都可能發熱，其中自然包括年輕氣盛的少帥張學良。
眼下，雖然「內患」已除，但東北鐵路和日蘇佔領的問題還懸而未決。
楊宇霆的辦法當然不能再用（斯人既倒，思想自然也要批倒批臭）。堂堂東北軍，號稱全國地方軍中最強的部隊，現在又加上中央和老蔣的支持，該硬的時候要硬，不該硬的時候也要硬，去玩什麼虛頭滑腦的忽悠。
況且東北的這個列強是不用談的，只能來硬的。
這就是「北極熊」俄國，現在叫蘇聯，老蔣稱它為「紅色帝國」。
不用談的意思，是因為兩國當時已經鬧得很僵。
國共分裂後，莫斯科作為國際共產主義的大本營，自然成了老蔣的眼中釘。早在民國十六年（1927年）底，南京國民政府就發布「絕俄令」，宣布撤銷對蘇聯領事的承認，並封閉蘇聯在華商業機構。
按照革命外交的精神，對日蘇兩個紅白帝國（白帝國是指日本）在東北的不平等權益，中國政府都是遲早要收回的。正所謂拿了我的要還回來，吃了我的要吐出來。但之所以先拿蘇聯開刀，除了用張學良的話說，當時是激於愛國熱情，「很想施展一下子」外，與東北方面對於自己對手實力的研判有很重要的關係。
楊宇霆死後，張學良基本靠周圍的年輕「謀士」們幫他出謀劃策。這些人當中有很多是自稱的「俄國通」，他們認為蘇聯內部政局動蕩，經濟蕭條，外部又受到歐美各國的普遍敵視和圍剿，共產黨政權早已朝不保夕，成風雨飄搖之勢。如果此時發難，蘇聯必然招架不住，到時可將中東鐵路主權一舉收回。同時由於蘇聯在國際上陷於孤立，其它列強也只會作壁上觀，不會引起太多的干涉。
從俄羅斯境內逃出的白俄（十月革命後從蘇聯跑出來的那一幫人）也驗證了這一說法。
更不用說翻翻歷史書，早在日俄戰爭時期，俄國人就沒幹得過日本人，是後者的手下敗將。
這給了張學良和東北當局一個深刻印象：蘇聯人比較容易對付。按照柿子專撿軟的捏原理，既然跟日本人斗尚無把握，不妨先拿蘇俄試一下身手。
先來了一手軟的，派人給蘇聯打招呼：你們不是說鐵路要中蘇「共管」嗎，那就落到實處，以後鐵路上的事兩家商量著辦，鐵路管理局的所有命令要由當局長的蘇聯人和當副局長的中國人共同簽字才有效，局裡各個處的處長，也得由我們中方擔任一半。
後面的要求蘇聯人點了頭，前面的卻堅決不答應。
張學良儘管年輕，官場上的事卻不是不懂。領導一支筆那是最重要的，這個才是實質，如果拿不到簽字權，下面的處長安排得再多又有什麼用。
既然敬酒不吃，那就只能給你們上點罰酒了。
這時候，正好有白俄探子來告密（這些人總是比外人還更恨本國政府），說第三國際正在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的地下室里開秘密會議。
此前，張作霖曾與蘇聯簽過協定，規定後者不得在中東路上進行政治活動。現在這條理由就被拿了出來，東北當局立即下令對領事館進行搜查，接著在宣布「罪狀」後，停止鐵路局蘇方正副局長的職務，並將多達59名蘇聯人驅逐出境。
這就是民國十八年（1929年）5月27日發生的中東路事件。
過分吧，很過分。但蘇聯政府除動了動嘴，表示強烈抗議外，未採取任何實質性報復行動。
由於仍然有領事館被捕人員被關押，蘇方希望能把人都放出來，同時還願意拿一個東西作為交換條件，那就是縮小蘇方鐵路局長的許可權。
臉上挨了一下，嘴裡還在討饒，毫無疑問是一種軟蛋得不能再軟蛋的表現。
看出來了吧，我硬他就軟，好好說話是沒有用的，關鍵還是要動點真格的。
東北當局把人家領事館搜了個底朝天，又捕又抓，接下來竟然還是不依不饒：把簽字權拿過來。
蘇聯人這次乾脆選擇了不吱聲，隨你怎麼說，就是不辦，也不還嘴，給你拖著。他們並不是傻子，心裡清楚得很，如果這個權利也沒有了，那就等於是被從東北掃地出門了。
哼，不肯辦，那就別怪我不客氣，索性把你那個鐵路局全都接收過來。
在下定這個決心之前，張學良親自去了一趟北平，最後再跟自己的盟哥哥商量商量，聽聽他老兄的意見。
此時的蔣介石正處於自信心爆棚的階段。這半年來，彷彿是敬香拜對了菩薩，做什麼事都順。
特別是蔣桂戰爭，基本沒費多少氣力，但收益實在可觀。
戰前，所謂中央政府，名為統一全國，實際只控制了長江下游的幾個省，具體來說就是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四個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