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條件是士族階層存在的物質基礎，從東晉僑姓士族整體看來是這樣，但是對於每一個門戶來說則不盡然。每個門戶的發展還有其它條件起作用。文化條件是其中之一，它有時也能起決定作用。
社會上嶄露頭角的世家大族或士族，在學術文化方面一般都具有特徵。有些雄張鄉里的豪強，在經濟、政治上可以稱霸一方，但由於缺乏學術文化修養而不為世所重，地位難以持久，更難得入於士流。反之，讀書人出自寒微者，卻由於入仕而得以逐步發展家族勢力，以至於躋身士流，為世望族。《顏氏家訓·勉學》：「自荒亂以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顏氏之言為勸學而發，容有誇張。他於梁末俘虜行列中所見所感，不能概括魏晉南北朝的常情，特別是不能概括以九品之法官人而又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晉代常情。他所謂「百世」、「千載」云云，只能是極而言之，不切實際。但所言文化條件對於獲得和維持家族門戶地位的重要性，則是確鑿無疑的。
反過來說，文化條件也須憑藉其它條件，才能起到這種作用。千乘歐陽生，世傳伏生《尚書》，始自西漢文景之時，至東漢初年的歐陽歙，八世皆為博士，歐陽歙本人且超擢大司徒。但歐陽氏並未能憑藉家學而成顯族，《後漢書》歙傳猶謂其「門單」。而東漢弘農楊氏，楊寶於哀平之際始習歐陽《尚書》，至子楊震即成顯族。楊震於父死之時，以年幼無從隨父受業，其後楊氏家世所傳歐陽《尚書》章句乃轉受於太常桓榮。由於其它條件各異，家學傳授與門第形成的關係，楊氏與歐陽氏就頗為不同。當然，家法傳經，甚至家法讀史 ，都是指儒學家族，而且多是東漢的事，魏晉以來就比較罕見了。
魏晉以來，玄學逐漸取代了儒學的統治地位，過去的世家大族階層也逐漸演變而成士族階層。玄儒興替伴隨著政局的變化，所以染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近世史家曾就玄學清談與政治的關係進行深入研究，成績斐然；晚近余英時先生又從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作了獨到的發揮 。這些全是創新之作。在我看來，學術思想演變同政治演變很有關係，但前者並不簡單地只是後者的先導或反應，兩者更非同步發展。得天下的司馬氏是政治上的勝利者，卻不是學術思想的勝利者；司馬氏以儒學著稱，而儒學卻是一種其統治地位行將被取代（哪怕是暫時的和部分的）的意識形態。這當然是不正常的。此後出現的情況是，司馬氏得勢後雖然還標榜儒學，但逐漸軟化了自己對玄學的態度，以致於進一步向玄學靠攏，甚至皈依。
司馬氏消滅政敵時，並不輕易以名教殺人。嵇康之死，還有一條鍾會所譖的「欲助毌丘儉」的軍事反叛罪。魏晉禪代之際，真正以身殉魏之士實際並不多見，較多的是，或沉默以避嫌疑，或遠世而為消極的表示。《晉書》卷九四《隱逸傳》載孫登、董京 、范粲 等人事迹，類皆如此。《東坡志林》卷四譏諷阮籍見張華《鷦鷯賦》而嘆其有王佐才之說，直謂「觀其（案指張華）意，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司馬氏代魏局面一經確定，玄學之士紛紛歸於司馬氏，連嵇康之子嵇紹，在幾經躊躇之後，亦經山濤薦而仕晉。西晉朝野玄風吹扇，玄學壓倒了儒學而成為意識形態的勝利者，連昔日司馬氏代魏功臣的那些儒學世家，多數也迅速玄學化了。兩晉時期，儒學家族如果不入玄風，就產生不了為世所知的名士，從而也不能繼續維持其尊顯的士族地位。東晉執政的門閥士族，其家庭在什麼時候、以何人為代表、在多大程度上由儒入玄，史籍都斑斑可考。他們之中，沒有一個門戶是原封未動的儒學世家。東晉玄學一枝獨秀，符合門閥政治的需要。
然而，儒學自有其社會效用，是玄學所不能完全代替的。玄學陣容中，很少有人完全站在儒家基本思想的對立面。儒家基本思想或者被包涵於玄學之中，或者尚獨立存在於玄學之外，繼續起著或多或少的作用。《三國志·魏志·王昶傳》王昶誡子侄「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是多數當政居位的玄學名士立身行事的共同傾向。這實際上就是《莊子·天下》所說的「內聖外王」之道。
玄學名士之中，也不乏佯狂醉酒、放浪形骸的人物，所思所行與儒家格格不入。他們多在玄學士族身處困境的時候出現，如魏晉易代之際，元康八王之亂之中，永嘉南渡之初，以及太元之末。這些很難說就是士族的常態。東晉時還有一些是聲譽特高，為上流社會所仰慕的玄學名士如劉惔、王蒙輩，他們但求放達，不嬰世務，「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 。這些人以虛譽為榮，可以充當門閥政治的點綴，而不能運轉門閥政治。能夠運轉門閥政治的人，仍然只能從「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的出入玄儒的名士中產生出來。王導、庾亮、謝安，都是這樣的人物，桓溫也是淺涉玄風而又不囿於玄的人。
余英時先生論玄儒問題，曰：「魏晉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綜者，則其人大抵為遵群體之綱紀而無妨於自我之逍遙，或重個體之自由而不危及人倫之秩序也。」又曰：漢代以後，宋明理學以前，「儒家性命之學未弘，故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資，老釋二家亦奪孔孟之席。唯獨齊家之儒學，自兩漢下迄近世，綱維吾國社會者越二千年，固未嘗中斷也。而魏晉南北朝則尤可視為家族為本位之儒學之光大時代，蓋應門第社會之實際需要而然耳！」 余氏謂魏晉南北朝為「儒學之光大時代」，並以知識階層的群體性和個體性解釋學術思想的發展，這些見解尚可斟酌。但是余氏所論在玄風竟扇之中，儒學猶得不絕，齊家之學更有發展，確是事實。
以東晉時期的人物思想而論，按儒家所本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衡量，玄學於誠意、正心甚至修身諸端，確有其獨到之處而異於儒學。但在士族本位的社會中，維繫士族本身之存在，保持一姓士族內部之凝聚，即所謂「齊家」者，確實不能從玄學之中找到有用的思想工具。所以，士族通常並不廢禮學，還特重喪服之禮，以之為維繫士族門戶的重要手段之一，表明士族為了「齊家」而不能廢儒。名士庾亮，一方面是「性好庄老」，另一方面又是「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晉書》卷七三《庾亮傳》）。這就是史家所謂儒道兼綜，或者說玄禮雙修。至於「治國」、「平天下」，從理論到實踐，都是玄學所不具備的，必須依賴儒學。所以阮氏子弟入晉，有「三語椽」之稱 ；竹林人物向秀直渭「儒道為一」 ；向、郭注《莊子》，更謂聖人身在廟堂，心在山林 見《晉書》卷九四《辛謐傳》。">。
玄學名士在理論上不能廢棄儒家的治平之說，在兩晉時已經確定了。出入玄儒，內聖外王，東晉門閥政治中當軸主政的袞袞諸公，似乎無一例外，只是各人思想風貌的偏重容有不同。他們交遊於玄學名士之間，一般說來，又並不特別敬重名望雖高但是不經世務的玄學名士。何充說他自己如果不勤理文簿，處理庶政，王蒙、劉惔之輩就無以得存；庾翼謂玄學名士杜乂、殷浩輩只宜「束之高閣」，清平無事，始擬其用；而當殷浩竟被起用以抑桓溫時，桓溫果然把殷浩「束之高閣」了。
但是，東晉儒學畢竟處於偏枯地位，雖然義疏之學往往而有，但畢竟習之者少，沒有活力，也缺乏傳授途徑。以孔傳《古文尚書》之學為例，《尚書·堯典·正義》引《晉書》 ：西晉太保滎陽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蘇愉授天水梁柳，梁柳授城陽臧曹，臧曹授汝南梅賾，梅賾為東晉豫章內史。傳授源流如此，家法不復存在了。南陽范汪、范寧兩代成《春秋穀梁傳集解》，在東晉是罕見事例。但是儒學雖衰而未絕，畢竟為南朝儒學的漸興留下了一點根基，而南朝儒學漸興，正是皇權政治代替門閥政治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迫切需要。劉裕稟分有在，不學無文。據說他晚年頗好清談，這只是個人附庸風雅的嘗試而已，真有實際意義的，倒是他所頒興學之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