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論 一、舊族門戶和新出門戶

魏晉士族,是歷史地形成的一個社會階層。東漢所見世家大族,是魏晉士族先行階段的形態 。這兩者都是中國古代社會中宗族結構與封建經濟發展潮流相結合的產物。東漢世家大族得人魏晉為士族,意識形態由儒入玄也是必要條件。

魏晉士族,就其一個個的宗族而言,可分為兩個類別。一類是由東漢的世家大族經過一個更新過程而來,基本上保持儒學傳統而又或多或少地兼染玄風,個別的已由儒入玄。他們在魏和西晉居於高位,被視作舊族門戶。魏晉士族的另一類,多屬乘時而起的所謂新出門戶,不是來源於世家大族,一般都是習於玄學或者出入玄儒。他們的政治地位在魏和西晉迅速上升,入東晉後更為突出。有些魏晉士族,介乎上述兩類之間,其先世在東漢末年始得入仕,或至九卿、二千石,但真正形成門戶,還是在魏和西晉。這樣的士族,往往也被視為舊族門戶,本書也把它歸入此類。

魏晉士族,就其一個個宗族而言,只有少數幾家具有東漢世家大族淵源;多數並非由東漢世家大族演變而來,而是魏和西晉因際遇而上升的新出門戶。但是,如果就社會階層演變的整體言之,魏晉士族卻是東漢世家大族發展的延續。沒有東漢世家大族的存在,就不可能出現魏晉士族階層。世家大族雖然帶有世代承籍的性質,但其身分地位與具有法律保障的世襲封君畢竟有所不同。所以中國古代社會宗族勢力儘管延綿長久,在東漢表現為世家大族,在魏晉表現為士族,但其成員卻大都已經變換。促成這一變換的主要原因,一是社會的大動亂,一是頻繁的易代糾紛。

魏晉士族的社會構成,其類別大體就是這樣。至於就每一個士族門戶來看,它們發展上升各有其獨特的經歷,情況要複雜得多。而且家世源流久長也並非門戶高低的唯一條件。

東晉所見士族,其最高層即所謂門閥士族中的當權門戶,以其執政先後言之,有琅邪王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五族。高平郗氏雖然發揮過極重要的政治作用,但由於未正式掌握過東晉國柄,故未計算在內。上述五族門戶以其淵源及其它條件言之,可分為下述三種情況。

一種是來自東漢高層的世家大族,嚴格說來只有譙國桓氏可以屬此。桓氏為東漢桓榮之後,是確鑿無疑的事實。但是據考,桓榮六世孫桓范於魏世罹嘉平之難,誅及三族,門戶源流已斷。東晉桓氏是刑家孑遺,覥顏事仇,竟不敢追認先人世系,更不敢以門戶驕人。所以桓彝、桓溫完全同於新出門戶,而且在新出門戶中也是不受尊重的。

一種是雖有舊族淵源關係,但先世閥閱可追溯至東漢者僅一兩代而已。屬於這種情況的有太原王氏和琅邪王氏。太原晉陽王氏王昶,父澤,伯父柔,總角往候郭泰,訪以才性所宜,後均至二千石。王澤、王柔以上,則名諱仕履無聞。琅邪臨沂王氏,據《晉書》卷三三《王祥傳》及《新唐書》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其先世可溯至西漢王吉,但是疑信難詳。所以《世說人名譜》只以王祥、王覽之父王融為王氏第一世,而不再向上追溯,並謂融「辟公府,不就」,也就是說尚未得到官位。但是這也不確。據《晉書·王祥傳》,王祥祖王仁 ,漢青州刺史;據《三國志·吳志·孫堅傳》注引《王氏譜》,漢荊州刺史王睿是王祥伯父。這就是說,王仁有子融、睿,融雖辟公府不就,睿則仕至荊州刺史,為孫堅所殺。琅邪王氏王仁、王睿兩代刺史,家世背景當始於桓帝時。從《世說新語·排調》琅邪陽都的諸葛恢與同郡臨沂的王導「共爭族姓先後」一事來看,認為王氏與諸葛氏都有舊族淵源,王氏在東漢已有相當的門戶勢力,也是符合事實,符合時人看法的。東漢末年,王祥於戰亂之時扶母攜弟避居廬江,至數十年之久,遠離地著,其宗族雖尚或在原地,門戶當已就衰。後來王氏復起,主要是曹魏黃初年間王祥得為徐州別駕,糾合義眾,助刺史呂虔討平利城之叛有功,始入正式仕途,遂以顯達,開魏晉琅邪王氏門戶興旺之端。太原王氏與琅邪王氏,其門戶的儒玄轉化,大體都在曹魏時代。它們與魏晉新出門戶相比,雖說其來有自,但究非東京之楊、袁宗族一類,其先世只可以尾附於世家大族之列,充數而已,而不能視為世家大族入魏晉以後的真正代表。

一種是魏晉新出門戶,有潁川庾氏和陳郡謝氏。庾氏庾嶷、庾遁起於魏晉;其父庾乘雖漢魏人,但漢桓帝時為縣門下、伍伯,地位卑微,入魏為襄城令,亦難得入高門之列。庾嶷仕魏為太僕,庾遁諸子又貴達於西晉,庾氏始得為士族。謝氏謝纘仕魏,先世無聞,門戶之起,更晚於庾氏。代表謝、庾門戶的玄學名士謝鯤、庾斂,都始達於西晉或終於西晉。

從以上情況中可以看到,東晉的當權士族,除桓氏情況特殊已另有論外,並沒有嚴格意義的出於東漢世家大族的所謂舊族門戶。降格以求,或多或少有東漢門戶淵源可以探尋的,也只有琅邪王氏和太原王氏,如此而已 分法。他在The Great Family in Medieval Southern 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81.41:1)一文中說,東晉五大門閥士族中,只有太原王氏和潁川庾氏兩族可以追溯到漢代;又說這五族中只有琅邪王氏、太原王氏和潁川庾氏可以說是「老的貴族」。案「貴族」是日本學者自內藤湖南以來習指魏晉士族的用詞,「老的貴族」應相當於本書所說的「舊族門戶」。對於譙國桓氏,Grafflin文未作說明,但在其所依據的他本人1980年的論文Social Order in the Early Southern Dynasties:The Formation of the Eastern (Ph.D. Thesis,Harvard)第六五頁的附表中,則將桓氏先世向漢代追溯到桓榮。他以桓彝為桓榮的第十世孫,而他所列世系中的第六世和第七世,有其位而缺其名。這裡他於桓氏先世的諸種異說中採用了《世說新語》庄引《桓彝別傳》一說(案此說是不能成立的),但未將桓氏列入「老的貴族」。">。

東晉當權士族的門戶背景,大體就是這樣。

不過舊族門戶與新出門戶,界線也並非長久固定不變。隨著時日的推移,新出門戶日益自認或被認為舊族。潁川庾氏雖屬新出,但入南朝亦成舊族。《南史》卷二三《王琨傳》謂桓修小女適潁川庾敬度,「亦是舊族」,即是一例。此處所論,只是就東晉言之。

東晉所見士族中的舊族門戶,即令其先人在東漢世家大族中地位平平,卻都被認為比新出門戶多一重憑藉,多一份優勢,因而也被認為高出一等。魏晉的社會觀感本來如此。取代曹魏的河內司馬氏以世吏二千石的門戶自豪,東晉建立前後琅邪王氏以門高特受倚重,這些都非偶然。

魏晉社會中流行的這種門戶觀念,被那些處在衰落狀態的舊族門戶著意渲染。在他們看來,舊族門戶哪怕權勢日替,其社會地位也要比大權在握的新出門戶為高。《世說新語·簡傲》所載東晉中期陳留阮裕嘲笑陳郡謝萬「新出門戶,篤而無禮」,就是顯例。

阮裕所從出的陳留阮氏,魏世入士族行列的確較早一些。《世說新語·任誕》「阮仲容、步兵居道南」條注引《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案阮氏自阮籍輩以上,可以追溯兩代 。阮籍父輩:阮瑀,少從蔡邕學,後仕曹操為記室;阮武,清河太守;阮顗,汝南太守(一作淮南內史)。阮氏這一代,以學行和官守論,均屬儒學無疑。阮籍的祖輩:阮敦,仕履無聞;阮略,齊國內史;阮諶,杜篤《新書》謂為侍中,《阮氏譜》則謂其「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 阮氏這一代以儒學出仕,也可概見。但是再上一輩,史籍就無微了。阮籍及兄弟子侄輩就是從這種儒學世家轉入玄學家族的。

阮氏作為舊族門戶,不過起於桓靈之世,並非承胤久遠,累世不衰。這樣的門戶,在東漢也僅能尾附於世家大族,難得有很高的社會地位。陳留阮氏的歷史,比起太原王氏和琅邪王氏來,似乎只是大體相當。而這個家族在阮瑀以後,儘管名士輩出,但由於門風濡染,宦情似薄,並沒有出現過一個真正居位執政的人,家族地位在東晉時實際上日趨衰落。雖然如此,放達如阮裕,也不免以其門戶歷史自矜,不承認其時炙手可熱的謝氏家族的社會地位。准此,在舊族門戶中地位遠遠高於陳留阮氏的弘農楊氏楊佺期和潁川荀氏荀伯子,他們貶抑新出門戶的傲慢態度(分見《晉書》卷八四和《宋書》卷六零),在當時看來更是可以理解的事。

以舊族門戶自矜於新出門戶,在東晉越來越喪失了實際意義。魏晉士族中舊族門戶的數量本極有限,其中之過江者已屬寥寥,真正夠得上世家大族之後,而又人才特出,能夠預於江左勝流,並且世有顯宦者,更沒有幾戶。所以江左立功立業,不得不依靠新出門戶。東晉舊族驕矜作態,並不是由於他們強大,而是由於此時新出門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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