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次等士族的代表人物劉牢之、劉裕以北府力量取代門閥士族統治地位的過程中，在劉裕取代東晉政權的過程中，次等士族的另一些代表人物以道術為手段，採取不同的方式，也在進行目的相同的活動。
東晉以來，江左社會中道教和佛教同步發展。接受道教、佛教信仰的人，遍及社會各階層，上自皇室、士族，下至平民。這個時候，佛、道彼此包容，可以並行不悻，尚未形成像在南朝那樣的宗教壁壘。
宮省上層的佛、道活動，很容易與政治發生關係。就佛教言，《司馬道子傳》載許營疏云：「僧尼乳母，競進親黨」；聞人奭疏亦云：「尼姏屬類，傾動亂時」。釋寶唱《比丘尼傳》卷一《支妙音尼傳》謂妙音為孝武帝及司馬道子所敬奉，「權傾一時，威行內外」，甚至殷仲堪得為荊州刺史，也是桓玄借妙音之力促成。這是一方面的情況 。
另一方面，道教進入宮省，也影響東晉政治。《真誥》卷二十《翼真檢》第二：「簡文皇帝久垂俗表之顧，與時賢多所儔結。」這裡「時賢」所指，主要是道教名流許邁、許謐和楊羲等人。《晉書》卷三二《孝武文李太后傳》謂簡文帝為相王時，曾問許邁以繼嗣之術，遂納宮人李氏而生孝武帝及會稽王司馬道子。《太平御覽》卷六六六引《太平經》則謂簡文帝曾使人祈請於道教徒濮陽，於是黃氣墮室，遂有孝武。以後孝武帝與司馬道子結交於道教首領孫泰，是有這種歷史背景的 。
佛教與道教同步發展，在士族門戶之內往往也是如此。東晉奉道教諸士族，並不排佛，反之亦然。據《郗愔傳》，郗愔、郗曇兄弟諂於道，而郗愔子部郗卻以佞佛著稱，為支遁信徒。《世說新語·術解》謂郗愔信道精勤，因服符水患腹內惡，為他療疾者卻是沙門於法開。王羲之家族世事天師道，但據《蓮社高賢傳·道敬法師傳》，王羲之子王凝之為江州刺史時，其孫年十七，從慧遠出家於廬山，稱道敬法師。謝玄之孫謝靈運，自嬰幼即長於道教環境之中，而謝靈運又篤信佛教，先後與高僧慧遠、曇隆、道生等多有交往。劉《隋唐嘉話》卷下還說謝靈運被殺於廣州，死前以美髯施諸南海祗洹寺為維摩詰須，寺僧深寶惜之。
東晉時期，佛道思想都受玄學影響，彼此抵觸無多，與蕭齊時顧歡引夷夏觀念入於道教，因而出現佛道交爭的情況不同。這是東晉時佛道得以同步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帝王、士族口唱玄言而又出入佛道，乃是平常之事。佛道傳播兼及平民，比之玄學僅及於士族階層者不同，有更廣闊的社會基礎和更長久的活動力量。
但是東晉佛教和道教的傳播，也有重要的差別之處，即佛教較重思想信仰，道教則偏於法術 。《高僧傳》卷九、卷一零雖有神異諸僧事迹，但時涉東晉者少，並且沒有以神異之術授徒聚眾之事 。道教則不然。東晉時道教上清諸經尚未流布 ，傳教者類皆以道術為招引手段。《抱朴子·道意》謂其時「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食」云云。就此而論，道教在民間，比佛教影響要大得多。當佛道活動於宮廷中和士族間的時候，民間道教以法術相誑惑，團聚了不少平民。在孫恩起事以前二十餘年，彭城人盧悚傳佈道教，事之者八百餘家，於孝武帝咸安二年（372年）率徒眾三百，由京口至建康，突入殿庭，略取府庫甲兵。盧悚，《晉書》卷八《海西公紀》及卷二七《五行志》（上）均謂之為「妖賊」，《法苑珠林》卷六九稱「彭城道士」，《通鑒》咸安二年稱「彭城妖人」、「大道祭酒」，其為道教首領，自無疑義。《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稱盧悚為「徐州小吏」，可知其人社會政治地位不高，但也非一般平民。道教由於以道術相惑而具有較大的團聚力量，所以此時企圖利用宗教力量聚眾從事政治活動的人，都是出自道教而不是出自佛教。這種情況，從東漢以來一直如此。劉勰《滅惑論》謂道教「事合氓庶，故比屋歸宗。是以張角、李弘流毒漢季，盧悚、孫恩亂盈晉末，餘波所被，實蕃有徒。」 劉勰雖為攻訐異教而發，但合事實。
《晉書》卷一零零《孫恩傳》、《宋書》卷一零零《自序》以及《建康實錄》卷一零，均謂孫泰之師錢唐杜子恭，有道術，人多惑之，敬之如神。杜子恭以法術結交朝望，由來已久。《太平御覽》卷六六六引《太平經》：「陸納為尚書令，時年四十，病瘡，告杜恭，……恭為奏章，又與雲飛散，謂納曰：『君命至七十。』果如其言。王右軍病，請恭，恭謂弟子曰：『右軍病不差，何用吾？』十餘日果卒。」案陸納年四十時當哀帝興寧三年（365年）；王羲之死，據《真誥》卷一六《闡幽微》第二注及《法書要錄》卷八載張懷瓘《書斷》（中），在穆帝昇平五年（361年）。可知杜子恭結交陸、王輩，最晚就在這個時候。《宋書·自序》謂「東土豪家」，「京邑貴望」，並事杜子恭為弟子，可見杜氏在上層人物中影響之大之廣。
《異苑》卷七：「初，錢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人其館，是夕即〔謝〕靈運生於會稽。旬日 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治，道家奉經修事之處 。據此可知謝氏與杜氏關係極為密切。杜治主事人物「杜明師」，就是杜子恭 。杜子恭原名杜昺，唐以後載籍寫作杜靈、杜炯，子恭是其字。
杜子恭死，孫泰傳其秘術，一方面交結於朝貴，一方面以道木誑惑百姓。孝武帝末年，孫泰從流放地廣州回到建康，與司馬道子、司馬元顯輩交往，影響更大。司馬元顯屢詣孫泰，求其秘術。《魏書》卷九七《桓玄傳》載桓玄討司馬元顯檄文曰：「居喪（案當指居孝武帝之喪）極味，孫泰供其膳；在夜思游，亦孫泰延其駕。泰承其勢，得行威福。」這時的孫泰，已經產生了聚眾起兵，取司馬氏天下的圖謀。《孫恩傳》說：「王恭之役，泰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為國討恭」；又說：「泰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聚徒眾，三吳士庶多從之。」孫泰以會稽內史謝「發其謀」而被誅，可見他確有反晉之「謀」，比北府將幾經反覆之後始有劉裕「造宋」之舉，要早幾年。可以說，以道教為活動手段的這一部分次等士族的代表人物，蓄謀取代門閥士族統治，取代東晉政權，本來是走在北府將前面的。
孫泰被殺一事，史籍記載頗有歧異。《通鑒》謂孫泰收合兵眾，為時所忌，隆安二年十二月「己酉，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誘而斬之，並其六子。」但是《晉書》卷一零《安帝紀》卻說隆安二年十二月「己酉，前新安太守杜炯反於京口，會稽王世子元顯討斬之。」這兩條史料說的是同一件事，歧異處是被殺者一作孫泰，一作反於京口的前新安太守杜炯，而孫泰卻也曾作過新安太守。杜炯被殺事無它佐證，當為孫泰之誤。但是《晉書》誤孫泰為道教世家杜炯，而且標出京口地方，罪名是反叛，似不是一般的魯魚亥豕之誤，其中似乎有其致誤之因，而且涉及政治。為了探求真象，茲據《南齊書》卷五四《高逸·杜京產傳》，參考其它資料，將錢唐杜氏數代人物事迹排比如下：
杜子恭 《南史》卷五七《沈約傳》曰：「社靈，字子恭。」杜靈即杜昺所改，李延壽避唐諱也。杜子恭以字行。
杜該 正史缺名。《雲笈七籤》卷一一一《洞仙傳·杜昺傳》：「桓沖欲引昺息該為從事，昺辭曰：『吾兒孫並短命，不欲令仕進』」。案桓沖欲引杜該為州從事，當在沖為揚州刺史的寧康元年至三年（373—375年）之時。
杜運 劉毅衛軍參軍。案劉毅初為衛將軍，在義熙五年（409年）。
杜道鞠 州從事。案義熙四年以後至東晉之末，揚州刺史為劉裕兼領，是杜道鞠為劉裕故吏。《真誥》卷一九《翼真檢》第一《敘錄》，謂杜道鞠「道業富盛」云云，是其雖居州官而道教領袖地位迄無變化。
杜京產 字景齊，不仕。京產之名，說明他出生於京口 ，杜道鞠或道鞠以上杜氏先輩有居於京口的歷史。《真誥》卷一二《稽神樞》第二注，謂杜京產與陶弘景「共有詩詠」云云。杜京產（436—499年）比陶弘景（456—536年）年長一輩。
杜棲 隨父隱居。《顏氏家訓·雜藝》謂陶弘景有弟子杜道士，其人不知是否即杜棲或錢唐杜氏族內其他人物。
以錢唐杜氏家世資料與其它資料對參，試作推論如下：
《魏書》卷九七《桓玄傳》曰：孫泰「雖加誅戮，所染既多」云云。前引《雲笈七籤》亦曰：「孫泰以妖惑陷咎，及禍延者眾。」江左各地道教徒因孫泰一案多有株連獲罪，或有反抗舉動，乃意料中事，而發生過盧悚事件的京口，應首當其衝，震動最大。杜氏家族有居住京口的歷史。杜子恭為孫泰之師，孫泰被殺後子恭「忽彌日聚集，縱樂無度」，並作「吾三月二十六日中當行」之語，說明杜子恭涉孫泰案，甚或有聚眾反抗之事，而這類反抗必定也是司馬元顯壓平的。考慮這些情況，《晉書·安帝紀》誤記殺杜炯於京口，不為無因。不過孫泰死在隆安二年十二月，杜子恭自卜死期在「三月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