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王氏始顯於曹魏時的王昶。王昶後人顯於西晉者為昶子渾的一支，顯於東晉者為昶子湛的一支，如下表所示：
曹魏時王昶之後的兩支分別顯達於西晉和東晉，有一定的歷史原因。
王昶子渾，以滅吳之功為西晉重臣，死於元康七年（297年）。王渾子濟，尚武帝姊常山公主 。《世說新語·言語》「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條注引《晉諸公贊》，謂王濟「有俊才，能清言」，是稱著中朝的玄學名士。王濟和叔父王湛，都是標誌太原王氏向玄學大族轉化的重要人物，但是這兩支後人的發展卻很不相同。
王昶、王渾、王濟，是太原王氏在中朝的嫡宗，北方的華族。他們祖孫三代，都與并州匈奴貴族劉氏關係密切。《晉書》卷一零一《劉元海載記》，謂劉淵七歲遭母憂，哀感旁鄰，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吊賻。劉淵生於魏嘉平中，七歲當魏正光、甘露之際。此後太原王氏與并州匈奴劉氏遂為通家，王昶之子「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 魏末咸熙中（264年），劉淵為匈奴任子在洛陽。入晉，「泰始之初，渾又屢言之於武帝。」王渾答晉武帝問，謂劉淵其人不但儀容機鑒過人，而且文武才幹遠遠賢於由余、金日，力言「若任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齊王攸對劉淵曾有所懷疑，請武帝除之，王渾反對甚力。他說：「元海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晉書》卷一零二《劉聰載記》，劉聰年未弱冠，「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晉懷帝被擄平陽，劉聰謂曰：「卿為豫章王時（案司馬熾封豫章郡王在太熙元年，即290年），朕嘗與王武子（濟）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
太原王氏王昶以下，昶、渾、濟三代數十年中，均與匈奴劉氏關係特殊，是出於什麼動機呢？劉淵自己曾有解釋說：「王渾、李憙 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其實更重要的原因，是匈奴劉氏在并州勢力非常強大，一則與并州望族利害相關，二則於西晉朝廷舉足輕重，所以并州望族官僚與之曲意相結，以求緩急得其助力，這遠遠不止是出於鄉曲提攜。匈奴五部之眾，王濟請委以平吳之事，李憙則議用之勘定秦涼。可見這是一支朝廷矚目的重要軍事力量。王濟、李憙之議雖未成為事實，但是不久以後，鎮鄴的成都王穎用之以抗東海王越之弟東流公騰之師，終於使匈奴劉氏勢力介入中原政爭，使胡騎馳騁中原之局一發而不可復止。八王之亂末期，在紛紜局勢中逐漸形成以成都王司馬穎、匈奴劉淵、羯石勒等為一方，東海王司馬越、鮮卑拓跋部、鮮卑段部等和「乞活」為另一方的尖銳對立，然後又形成由司馬越勢力派生出來的江左司馬睿政權，並出現江左政權堅決不與黨附司馬穎的劉、石通使的國策。推究淵源，不能不說太原王氏王渾父子曾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
司馬睿初建的東晉政權，既然由於歷史原因，一貫仇視劉、石，那末，對於太原王氏長期與匈奴劉氏有深交的王濟一支，自然是不能相容的。所以王濟兄弟子侄不聞仕於江左，王氏嫡宗的這一支門望遂衰 。
在東晉門閥政治中最後登上舞台的士族太原王氏，不是出於王濟後嗣，而是出於其家族中與匈奴劉氏沒有瓜葛的另外的支脈，即王湛一支。陶潛《群輔錄》謂太原王氏「五世盛德，聞之故老」，所列五世為昶、湛、承、述、坦之。《三國志·魏志·王昶傳》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因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沉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並作書誡之，欲其「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寶身全行，以顯父母」云云。所以故老傳聞以王昶為王氏盛德之始，是有據的。又同傳注引《晉書》亦曰：「昶諸子中湛最有德譽，而承亦自為名士，述及但之並顯重於世，為時盛門雲。」這也就是故老傳聞的所謂「五世盛德」。
《群輔錄》及《魏志·王昶傳》注述及太原王氏門戶承籍，只列江左諸人物而不及中朝的王渾、王濟，顯系東晉史乘以王渾、王濟行事為諱。從實際說來，太原王氏家族如無王渾的功業位望，只憑「盛德」、「德譽」，是斷難維持其家族地位於不墜的。不過，玄學名士，樂道「得魚忘筌」，「忘筌」之旨，在於「得魚」。只要王氏家族地位得以維持，祖輩行事如何，自然可以略而不言，太原王氏遂不必標榜先人功業，而只說「盛德」傳家了。
王湛後嗣得顯於江左，除了上述與匈奴劉氏沒有瓜葛以及有「盛德」之譽的原因以外，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即是王承與司馬越有密切關係。王湛、王承父子都是受到時人稱道的玄學名士。王承弱冠，王衍曾比之於樂廣。《王承傳》曰：承「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案其時司空為東海王越），預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為記室參軍。」所謂「天下將亂」，蓋指鄴（成都王穎所在）、洛（東海王越所在）之間醞釀大戰之事。「避難南下」者，蓋指東海王越於盪陰敗後逃奔下邱之時，其時王承亦南出洛陽，旋入司馬越府。由此可知，王承追隨司馬越，是在司馬越處於危難之際。所以王承本傳又謂司馬越對王承「雅相知重」，敕世子毗以承為師。幾年以後，司馬越又以王承為東海內史，出掌司馬越封國政事。
王承與司馬越的關係既然如此之密切，王承過江後司馬睿甚見禮待，就是必然之事了。本傳謂「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王承獲得這樣高的評論，除了人物風流的原因以外，當更由於他與江左政權的歷史淵源。王承在江左，仕履未達而早死。《晉書》史臣贊王承「雖崇勛愈績有缺於旅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旂常，諸侯用之以紀功受勛的旗幟。「有闕於旅常」，蓋言王承無功勛足紀。王承有德而無事功，但是歷史淵源卻是重要的政治磚碼。這種家族背景，使太原王氏的這一支脈得以在東晉上層社會中佔有地位，可以待時而顯。王承子王述，雖然與其祖王湛一樣少有隱德，人謂之痴，但終於在桓溫見逼之時代殷浩為揚州刺史。王述刺揚州，又為其子坦之貴達，以及為坦子諸子操持政柄創造了條件。
東晉當軸處政的門閥士族，或者是憑藉與司馬越的歷史關係，如琅邪王導、穎川庾亮、陳郡謝鯤、太原王承；或者是由於南渡後的特殊建樹，如高平郗鑒、譙郡桓彝。只有這樣，他們才得以尊顯於朝，據有門閥政治中的一個特定位置。沒有一個士族，只是由於單憑先人在中朝的官宦權勢，而自然得到東晉門閥政治中的最有權勢的高位。所以太原王氏的王承及其後人，只須憑藉與司馬越的歷史關係，標榜「盛德」、「德譽」，即可立足於東晉的上層社會。至於所謂王氏「五世盛德」云云，也不過是太原王氏高自標置之詞，並沒有什麼可以稱道的事實流傳下來以為「五世盛德」的證明，至少《世說新語·德行》中一件也見不到。
以「五世盛德」標榜太原王氏門第之說，不但煽揚於江左，而且影響到了北方。王湛六世孫、王坦之曾孫王慧龍，東晉末年避劉裕之逼而出奔後秦，又奔北魏。王慧龍北奔，身無信物，來歷難明，所以《魏書》、《北史》述其事，都謂其「自言如此也」。據《魏書》卷三八《王慧龍傳》，崔浩弟崔恬以女妻王慧龍，既婚，崔浩見王慧龍，一則曰：「信王家兒也」，再則曰：「真貴種矣。」原來，「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齇王」之稱，北方悉聞，崔浩見「王慧龍鼻大」，遂以定其家世為太原王氏無疑。據此可知，作為太原王氏人物像貌特徵的「齇鼻」，與「鼻大」是一回事 ，而太原王氏「鼻大」，卻是起源於王湛。《王湛傳》：湛「龍穎大鼻」，這當是「齇王」得號之始，而王渾，王濟等傳，都不見類此的記載。
「齇王」貴種之說，「五世盛德」之說，都是標榜太原王氏王湛以後的門第，而不及中朝的王渾、王濟。這些也都是有力的旁證，說明江左的太原王氏王湛之後，力圖疏遠與匈奴劉氏為伍，因而也是與司馬穎為伍、與司馬越為仇的太原王氏王渾、王濟嫡宗。
江左的太原王氏，還有一些是「齇王」的旁支。東晉簡文帝後父王遐，《晉書》有傳，是王湛從侄。王遐後人可考者不多，沒有在政治上起重大的作用，可以略而不論。
王昶兄子王默之孫王嶠、王訥兄弟，是「齇王」以外太原王氏在江左較為重要的一支。王嶠攜二弟避亂渡江，其一弟王訥為新淦令。王訥之子王蒙，哀皇后之父，是永和名士的冠冕。王蒙子王蘊，孝武帝皇后之父。王蘊與子王恭，也都是當時名士。太原王氏的這一支，與「齇王」一支在東晉晚期的門閥政治中，同樣起著重要的作用。
「齇王」一支王坦之之後，於孝武帝時依附於居於相位的會稽王司馬道子，會稽王妃出於此支。王嶠兄弟一支王蒙之後，則依附於孝武帝，孝武帝皇后出於此支。當孝武帝與會稽王司馬道子主相之間、亦即兄弟之間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