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門閥政治中，某一士族秉權而能久於其任者，一般都是昆弟眾多而且名重一時，分居內外，彼呼此應，以維持家族勢力於不衰。於琅邪王氏，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各居顯要；於穎川庾氏，亮入相出將，冰、翼等亦內外相維；於陳郡謝氏，尚、奕、萬諸昆弟久戍豫州，安則憑藉諸兄遺澤和豫州勢力，得居相位，然後以侄謝玄據京口而建北府兵。只有譙郡龍亢桓氏由於族單勢孤，雖溫居上游分陝二十餘年，兄弟中仍無一人得居朝廷顯職。興寧二年（364年）桓溫諷議遷洛，以脅朝廷，朝廷不得不詔征桓溫輔政而又深懼桓溫入都。桓溫雖志在入都，亦不敢貿然脫離自己所依靠的上游軍事力量。於是而有桓溫移駐赭圻、姑孰之事。會稽王司馬昱與桓溫有過數次會晤，但會晤地點分別在冽洲、姑孰、塗中，而不在咫尺之隔的建康。這說明桓氏在朝無人，而建康周圍軍事力量尚未盡入桓氏之手，桓溫還得有所等待，不能輕舉妄動。
太和四年（369年）桓溫從枋頭敗歸後，由於徐、豫問題業已解決，才敢於從姑孰越建康，一度城廣陵而居。此舉當是就近清理盤根錯節已數十年的北府異己勢力，同數年前進駐姑孰以圖解決豫州問題一樣。咸安元年（371年），乃有桓溫入建康，廢海西公而立會稽王司馬昱為帝（簡文帝）之事，打破了多年以來呈膠著狀態的東晉政局。
廢立之議，倡自郗超。但《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謂桓溫「宿有此謀」；《晉書》卷六七《郗超傳》亦謂桓溫「宿有此計」。看來，郗超不過是揣摩桓溫之意而發之罷了。從策略上說來，桓溫一生持重，在奪取權力時也往往是欲取先與，一步分作幾步走。以對付殷浩為例，先是一再逼殷浩北伐，待北伐失敗後表而廢之。以奪取徐州為例，廢范汪而以徐州予庾希，免庾希而以之予郗愔，最後才從郗愔手中取得。桓溫廢海西公，是他圖謀篡取皇權、代晉自立的若干步驟中的重要一步。廢海西公，以情勢度之，有兩種可能的反應：或有反抗，或無反抗。反抗，有對待袁真、袁瑾父子的辦法可用，即臨之以兵；無反抗，則有對待郗愔的辦法可用，即畀以自養之地。桓溫於咸安元年十一月丁未從白石入建康，越日己酉海西公出宮，簡文帝即位，未遇障礙，一切順利。琅邪王氏的王彪之甚至還為桓溫廢立尋找歷史根據，制定禮儀。越六日乙卯，武陵王晞免官歸藩。接著，桓溫誅夷為己宿怨而又宗強的庾氏、殷氏人物，更換殿中禁軍，並以親信人物郗超直宮省中，侍從（實際上是監督）簡文帝。辛酉，桓溫自白石還姑孰。自丁未至辛酉，桓溫留都不過半月，朝局種種都確定下來了，一廢一立，皆出桓溫。從此桓溫奠立了自己在朝廷牢固的權威地位，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則寡人」的權力格局。桓溫置簡文帝於皇帝地位，與當年置郗愔於徐州刺史地位一樣，又一次使用了欲取先與的策略，不過這次是在最高的權力層次上使用。
但是，在簡文帝臨死之前，桓溫將要在政治權力的階梯上走完最後幾級的時候，極大的障礙出現了。幾家最有影響的門閥士族，主要是太原王氏，陳郡謝氏，他們在朝廷還擁有潛在力量，亟思抗拒桓溫的非分之求，以圖維護東晉司馬氏的帝位，恢複門閥士族之間的平衡狀態。
當時朝廷在位的士族人物，多數曾居桓溫軍府，是桓溫的故吏。如謝安曾為桓溫司馬，王坦之曾為長史，郗超曾為參軍，王珣（王導子王洽之子）曾為主簿，等等。他們都深知桓溫的政治志向。但是他們之中願意協助桓溫，為桓溫所用的，只有郗超一人。當簡文帝立，郗超為中書侍郎入直宮省之時，謝安、王坦之為侍中，都在簡文帝左右。所以桓溫並不放心朝局，一直居於姑孰而不入朝，直到翌年七月簡文帝之死為止。
簡文帝死，至孝武帝立，其間不過五日，朝局卻圍繞所謂簡文帝遺詔問題，展開了以桓溫為一方，以王坦之、謝安為一方的尖銳激烈鬥爭。此事史籍所載互有歧異，大體說來有三個系統：一為《晉書》，包括簡文、孝武等紀，桓溫、王彪之等傳；一為《建康實錄》；一為《通鑒》。此外，其它史料還有一些。茲以《通鑒》紀事為主，參照《晉書》、《建康實錄》以及其它史料，考校異同如下。
《通鑒》：（咸安二年七月）甲寅，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
案：帝不豫之日繫於甲寅，不知所據。急召當有詔。《魏書》卷六九《司馬星傳》錄其中一詔，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不謂疾患遂至於此。今者惙然，勢不復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天下艱難，而昌明幼沖眇然，非阿衡輔導之訓，當何以寧濟也！國事家計，一托於公。」從語氣看來，四詔中此詔非最早者。托桓溫阿衡輔導，則明知昌明（即繼立的孝武帝）為其掌中物，不得不作此態，或者意在求桓溫阿衡輔導如伊尹，而求其勿為王莽耳。
桓溫辭不入都，有疏薦謝安、王坦之，見《桓溫傳》。這自然是故作姿態，以觀王、謝士族的反應。疏有「皇子幼稚」之語，則知作於太子未立之時。傳謂疏未及奏而筒文帝崩。
立太子，《簡文帝紀》謂在乙未，《孝武帝紀》謂在已未。《通鑒》從《孝武帝紀》。己未在甲寅後五日，而乙未則甲寅後三十餘日。如簡文帝不豫在甲寅不誤，則立太子事急，當以己未為允，簡文帝之死即在立太子當日。簡文病發甚猛，至死不過數日，宜一日有四詔，而桓溫疏亦未及奏。
《通鑒》：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
案：遺詔本敕溫「依周公居攝故事」，見於《王坦之傳》；又敕溫可自取天下，見於《建康實錄》卷八，最早當本之於《宋書》卷二五《天文志》三。這兩層意思應當都包含在簡文遺詔中，說明簡文帝預見到桓溫有篡奪的可能，又不希望果然出現這種局面，所以請求桓溫以居攝為度，不要逾越。如果不能約束桓溫，桓溫篡取與否，就全在他自己了。
遺詔謂「天下，儻來之運」，「儻來」語出《莊子》，成玄英疏謂「意外忽來者耳」。簡文蓋以己之得立全出於桓溫，予奪取捨，全在桓溫之意。所以「儻來」與「君自取之」是互相照應的。
《通鑒》把「君自取之」與「居攝」二事用「又日」相連，說明均為遺詔之文，是正確的。《晉書·王坦之傳》和《建康實錄》則各錄其一，都不全面。王坦之改詔，把「君自取之」和「居攝」二事都去掉，改用「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對桓溫的一次重大打擊。《桓溫傳》說：「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案，這就是桓溫廢海西公、立筒文帝之意，也就是簡文帝對桓溫所說『君自取之』之意），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怒。」桓溫不滿足於諸葛亮、王導地位，知道這是門閥士族太原王氏、陳郡謝氏作梗，與弟桓沖書曰：「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云云。
遺詔是簡文病後「一日一夜頻有四詔」之外的又一詔，未發而毀，由王坦之改作，可見其時官中惶恐勿遽之狀。
魏晉以來，帝王（或實際上是而名義上尚不是的帝王）託孤時任臣屬自取天下，簡文帝此詔以前尚有兩見，一為劉備，一為孫策，都是創業伊始，局勢未穩之時的事。《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劉備病篤，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劉備託孤語，蓋效法孫策託孤。《三國志·吳志·張昭傳》注引《吳歷》：孫策臨終，以弟孫權托張昭日：「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劉、孫二例雖各有其歷史背景，要皆是君臣肝膽相照之詞，與簡文帝之被迫作此表示者，情況大不一樣。
《通鑒》：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朝議乃定。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案：事本《王彪之傳》。群臣未敢立嗣，須桓溫處分者，就是等待桓溫作出是否自取的決定，桓溫不取，太子始得即帝位。王彪之為僕射，不當預草詔機事，但處朝班權貴之列，故得顯言於朝堂，意在釋群臣之惑而堅立嗣主之心。立太子、遺詔、帝崩三事均在一日之內，群臣知詔之所立而又不敢奉詔行事，足見桓溫權勢之重和群臣的畏懼之心。不過其時京師宮省之變，變在須臾，而無論是在官省或在朝廷，桓溫黨羽曾無一人參與機事，因而桓溫在此數日之內反而處於被動地位而受制於士族王、謝。這種情況的出現，歸根到底是桓氏地望不高、門戶不強所造成的，桓溫亦莫可如何。枋頭敗後桓溫氣勢有所衰降，不敢貿然行事，也是原因之一。
《通鑒》：崇德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