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政局，是以中樞司馬昱、殷浩為一方，以上遊方鎮桓溫為另一方的實力相持。司馬里、殷浩的中樞秉權集團，基本上是一個名士清談集團，夙有盛名但並無經綸世務的才力。所以中樞的重心是不穩定的，只是靠豫、徐方鎮的支撐，才能免於被桓溫顛覆的危險。上游桓溫繼承了庾氏兄弟長期經營的局面，擁有荊、梁等八州廣大地區，又有以徐寧為刺史的江州作為與下游豫、揚之間的緩衝地帶，因而自成體系，獨立發展。但桓溫也亟須乘時立功以增望實，才能在與朝廷相持中保持主動地位。永和年間中樞與上遊方鎮之間的基本態勢如此，雖然關係有時緊張，但雙方之間尚不存在以兵戎相威脅的危急情況。永和五年，石虎死，北方混亂，東晉相持的雙方藉以自重的主要手段，都是搶奪北伐旗幟，企圖在聲勢上壓倒對方，以圖鞏固自己在江左的地位，擴大自己的影響。
桓溫於石虎死前，已經取得了克成都、滅李勢的顯赫功勛。司馬昱的對應行動，則是引享有盛名的揚州刺史殷浩為心膂，參綜朝政，以抗桓溫。石虎死於永和五年（349年）四月，六月，桓溫即由江陵出屯安陸，佯言北伐 ，以觀朝廷動靜。朝廷立即以褚裒自京口搶先出師北伐，以拒桓溫要求。但褚裒旋即敗歸，慚憤而死，使桓溫少了一個可以與自己抗衡的對手。
褚裒死後，殷浩親自經營北伐。他只是聯絡北方降胡，虛張旗幟，並不急於出軍。於是桓溫於永和七年冬率師自江陵下駐武昌，聲稱北伐，又似東進，逼朝廷表明態度。朝廷一方面以司馬昱書止桓溫軍，一方面由殷浩興師北伐。殷浩北伐遷延至永和九年十月，終以前鋒姚襄倒戈而徹底失敗。朝廷不但喪失了可以制約桓溫的實力，也丟掉了北伐旗幟。桓溫以此為契機，成為北伐主將，使自己的權力和威望步步上升。
綜觀永和年間上下游關係的發展，桓溫的策略是靜觀持重，坐大於荊、梁。他調遣荊、梁軍隊，目的是刺激朝廷北伐，消耗朝廷實力，而自己卻引而不發，靜觀朝局，待機行動。司馬昱、殷浩的朝廷始終處於被動狀態，謹慎對付，唯恐授桓溫以口實，引發桓溫對朝廷的強力行動。《晉書》卷七七《蔡謨傳》蔡謨拒絕接受朝廷司徒之職，司馬昱、殷浩欲致之廷尉，荀羨止之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所謂「桓文之舉」，即指桓溫借故稱兵犯闕而言。《桓溫傳》說：其時「以國無它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魔而已，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國家所用。」桓溫於平靜相持之中養精蓄銳，以待朝廷疲憊。所以終永和之世，桓溫一直處於可進可退的主動地位。
永和十年，桓溫以殷浩出師敗績，逼朝廷廢殷浩為庶人，桓溫又少了一個可以與自己抗衡的對手。這是桓溫勢力直接干預中樞的一個重大步驟，不過尚無決定大局的作用。《桓溫傳》說：「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這一判斷，我認為為時尚早。因為此時桓溫尚未取得豫州、徐州，他的勢力還無從接近建康，因此也不可能真正一手掌握朝廷內外大權。為此，桓溫繼續倡言北伐，以之作為主要手段，徐圖發展。殷浩廢后，朝廷北伐力量消耗已盡，能夠舉起北伐旗幟的，只有桓溫一人。桓溫必須真正投入兵力進行北伐戰爭而不是虛聲威脅，才能以戰爭的成果進一步改善自己的處境，提高影響建康政局的能力。所以在永和十年二月，即殷浩被廢的下一月，桓溫第一次北伐之師就上道了。
桓溫第一次北伐，出師順利，軍至灞上，耆老感泣，百姓迎勞。桓溫達到了增益聲威的目的，不願繼續消耗實力，因此臨灞水而不渡。前秦王猛料定桓溫意在江左而不在關中，是有識的。但桓溫部將薛珍卻不明桓溫意圖，咎責桓溫持重不攻長安，終於觸及桓溫忌諱，被桓溫誅殺。
永和十二年桓溫第二次北伐，大敗羌帥姚襄於伊水，留兵戍洛陽而還。洛陽陷於劉、石，已四十年，永和七年，後趙亂，晉復有之 ，桓溫曾倡還都之議。永和十二年，桓溫在洛修繕諸陵，更倡還都之議以脅迫執政公卿。這次北伐，在進軍路線上史傳留有疑點。《世說新語·言語》：「桓公北征，經金城」云云。《晉書·桓溫傳》云：「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於是過淮泗，踐北境，……師次伊水」云云。案琅邪金城，地在江乘，桓溫自江陵次伊水，必無經金城之理。錢大聽《廿二史考異》卷二二，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均有考，但皆考其不合而未能求其合。余氏引劉盼遂之說，謂桓溫經金城北伐，蓋指其太和四年第三次北伐而言。此次北伐從姑孰出發，轉赴廣陵，則金城為其必經之地。史傳誤植，遂以為永和十二年事。劉氏此說，似有可能，惜無確證。
桓溫兩次北伐獲勝，聲望大增。但是作為結果，他對內既未能插手中樞政柄，又未能獲得豫州、徐州。此後東晉政局，繼續在膠著狀態中發展，又經歷了十餘年之久。
興寧元年（363年），桓溫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豫州之軍名義上自當在其屬下，因此有興寧二年桓溫命西中郎將袁真等鑿楊儀道以通水運，溫自率舟師次於合肥之事，見《晉書》卷八《哀帝紀》。桓溫雖得偶一涉足合肥，但未能排斥袁真勢力，因而也未能真正把豫州控制起來。至於徐州，對桓溫進入建康的障礙更大。桓溫在荊的二十餘年中，先後居徐州之任者為褚裒、荀羨、郗曇、范汪、庾希、郗愔，他們都出自高門名士，各有背景，不易屈服。桓溫只有徐徐尋找口實，逐個對付。昇平五年，桓溫以北伐出兵失期罪名，奏免范汪為庶人；太和二年，以失地罪名奏免庾希官位，以郗愔為繼。《晉書》卷六七《郗愔傳》：「大司馬桓溫以愔與徐、兗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郗愔為郗鑒之子，以「沖退」著名，「雖居藩鎮，非其好也。」桓溫以郗愔居京口，不是引為羽翼，而是利用郗氏以平抑庾氏在京口的潛在力量，然後再相機處置郗氏，奪得徐州。
在桓溫第二次北伐至第三次北伐之間政局的膠著狀態中，桓溫步步進逼中樞。隆和元年（362年），桓溫上疏言：「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此議桓溫倡之多年，至此更咄咄逼人。朝廷疑懼，莫敢或異，只有孫綽冒險陳詞，力言「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見《孫綽傳》。揚州刺史王述則料定桓溫不過欲以虛聲威朝廷。桓溫的威脅很快收到實效。興寧元年（363年），朝廷加桓溫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二年又有揚州牧之命，桓溫既為內錄，又牧揚州，於理應當入朝。朝廷猶豫再三，既征又止，執政的會稽王司馬昱惶惑無主，舉措失態。而桓溫此時亦不敢貿然謁闕，於是而有興寧二年七月桓溫下駐蕪湖西南之赭析，遙領揚州牧之事。據《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赭圻以興寧三年被火，桓溫移駐姑孰，即今當塗，距建康更近。其時距桓溫下鎮赭圻僅半年之久。
桓溫居姑孰，扼制了建康南門，重現了當年王敦、蘇峻所造成的局勢，也頗似庾亮之居蕪湖。不過此時朝廷還有豫、徐兵在，所以桓溫仍小心翼翼，不敢造次，唯恐孤軍受敵。《太平寰宇記》卷一零三引《輿地記》 曰：「赭圻下流十許里有戰鳥圻，孤立江中，本名孤圻山。昔桓溫駐赭圻，恆懼掩襲。此圻宿鳥所棲，中霄鳴驚。溫謂官軍至，一時驚潰。既定，乃群鳥驚噪，故相傳謂戰鳥山。 」桓溫所懼官軍，當指京口的徐、兗軍及此時在壽春、合肥的豫州軍。桓溫雖有危懼之感，但既已下駐，後路荊、江二州又已委其弟桓豁、桓沖分督，他自然只能有進無退，力求解決豫、徐問題，消除進入中樞的障礙。而欲解決豫、徐問題，假北伐的名義最為堂皇。於是而有太和四年（369年）桓溫的第三次北伐。桓溫第三次北伐，是在東晉內部權力之爭面臨短兵相接狀態的情況下進行的。
第三次北伐，桓溫敗於枯頭，望實俱損，他的地位開始轉折。但這只是情況的一個方面。情況的另一方面，就桓溫在江左積累權力的過程看來，第三次北伐以後，桓溫才取得徐、豫，掃清進入建康的障礙，控制司馬昱，使東晉朝廷一度成為「政由桓氏，祭則寡人」 的朝廷。因此，桓溫第三次北伐又是他在江左權力之爭中取得勝利的頂點。
《世說新語·捷悟》：「郗司空（愔）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注引《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又，《晉書》卷六七《郗超傳》：「時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溫恆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世說新語》以此入「捷悟」類，是說郗超於桓溫所道及的京口特點中，悟出桓溫正籌思進取京口的策略。
京口的確出產名酒。《太平御覽》卷六六引顧野王《輿地誌》云：「曲阿出名酒，皆雲後湖（案即練湖）水所釀」，又雲湖水上承丹徒馬林溪水，「水色白，味甘」。這是說曲阿名酒系京口溪水釀成。又同書同卷引《郡國志》云：「潤州遏陂，有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