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卷八《穆帝紀》史臣曰：「孝宗因繦抱之姿，用母后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以武安之才啟之疆場，以文王之風被乎江漢，則孔子所謂『吾無間然矣』。」史臣論晉穆帝一朝政局，語氣之間不無微詞，但畢竟認為這十餘年間疆場時聞北伐，江漢久息風濤，是東晉南渡以來少有的安定時期。這個時期人物風流，清言雋永，是江左上層社會中的一個特色。桓溫勢力的興起，也是在這個時期。桓溫出督荊州，在永和元年（345年）；桓溫廢黜殷浩，總攬北伐之任，在永和十年。此後桓溫逐漸坐大，以致專擅朝廷。在永和安定局面的表象之下，複雜的政爭還在繼續進行。桓溫的興起，給建康的小康朝廷投下一層陰影。
永和安定局面的出現，其外部條件是後趙石氏盛極而衰，對南方壓力大減。石虎死於永和四年，冉閔滅石氏在永和六年，這時的形勢對東晉特別有利。永和七年，東晉收復洛陽。此事實際意義本來不大，因為它只說明北方混亂無主，而不說明南方真有力量；只說明南方可暫得洛陽，而不說明中原可以固守。但收復洛陽一事畢竟具有比較強烈的政治、心理影響，使江左形成一股競相北伐的浪潮。王應麟、錢大昕等論及此事，對東晉君臣甚多讚許，已見前述 。洛陽收復的第二年，謝尚又於北伐中獲得所謂傳國璽，送致建康，使江左得免於「白板天子」之譏 ，也收到政治上、心理上的重大效益。這些事態，給人以舊都可復，昇平在望的假象。
永和安定局面的內部條件，則是庾翼死後潁川庾氏勢力驟衰，江左士族沒有哪一家具有足夠的實力和影響，可以立即代替庾氏發揮作用。桓氏門戶力量有限，以桓溫為核心形成一種新的秩序，需要一個組合的時間。士族門戶的競爭雖未停息，但處在相持局勢中，一時高下難判。所以永和政局呈膠著狀態，就連呼聲最高的北伐，也被這種膠著狀態的政局牽制，表現出不尋常的複雜性。
穆帝年二歲即位，皇太后諸氏臨朝。穆帝以何充力排庾氏之議而得嗣立，所以何充為朝廷倚重。何充族望才能，本不堪負荷大任，所以他在康帝死前即引大後父褚裒共參大政；而褚衷則寧願坐鎮徐兗以觀動靜，不願株守朝廷。永和二年何充死，會稽王司馬昱居中輔政，以名士殷浩主揚州，意在借其名望以穩定政局，制約上游。自此以至永和十年，中樞體制大體如此。
永和之初，方鎮勢力以徐、兗褚衷和荊、梁桓溫為重。褚衷以後父為征北大將軍，其職銜軍號表明，朝廷意在以褚裒徐、克之重經略北伐軍務，不讓他人插手，以避免他人以北伐之名，挾北伐之功，形成覬覦。徐、兗自郗鑒以來，一直是衛戍京師的重鎮，褚裒以都督徐、兗而為征北，是集衛戍與北伐二任於一身。褚裒以後，終永和之世，居徐、兗者還有荀羨、郗曇，人物輕重雖有不同，但都忠於朝廷，作用與褚裒大體一致。永和時豫州在謝氏之手，謝氏也支持朝廷。朝廷有徐、兗及豫州的支撐，足以形成重內輕外，制約其它方鎮的力量。這是永和年間東晉朝廷的重大戰略部署。
方鎮的問題所在，仍然是上游荊州。桓氏家族得以繼庾氏家族之後興起，原因很多。桓溫父彝預滅王敦有功，又死蘇峻之難，形成桓氏家族與司馬氏政權休戚相關的背景。桓溫尚主，是成帝姊夫，庾氏甥婿 ，至少暫時能得到庾氏昆弟的卵翼。庾翼聲言北伐時，曾有以琅邪內史桓溫為「前鋒小督」假節入臨淮之命，與相呼應。可見其時桓溫官位雖不高而人物卻比較重要。同時，中樞執政何充也很器重桓溫，要把桓溫掌握在自己手中，作為對抗庾氏勢力的一支力量。桓溫這一正在上升的士族人物，其地位的敏感性，由此可見。
何充曾為避諸庾而出督徐州，鎮於京口，年余後入朝，即以桓溫繼刺徐州，列名方鎮。這是何充提攜桓溫的第一步。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庾翼也曾力薦桓溫。《庾翼傳》翼言於成帝，請委桓溫以「方邵之任」；《殷浩傳》庾翼遺浩書：「當今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托庾、桓數族。」可見桓溫在此時，是朝廷與庾氏都在著力爭取的對象。但是桓溫究竟是心存朝廷，還是意在庾氏，或者另有打算，此時還難見分曉。
庾翼本已用長子方之鎮襄陽，臨終前又表次子愛之為荊州刺史。《世說新語·識鑒》：「小庾（翼）臨終自表，以子園客（愛之）為代。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惔）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複製。』」注引《陶侃別傳》：「庾翼薨，表子愛之代為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勛也，臨終高讓。丞相（王導）未薨，敬豫（導子恬）為四品將軍，於今不改。親則道恩（庾亮子羲），優遊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這是何充提攜桓溫的第二步。
《何充傳》何充命桓溫鎮荊州後，每謂人曰：「桓溫、褚裒為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這就是永和初年何充所安排的東晉權力結構的輪廓。永和二年何充死，會稽王司馬里居首輔之任，繼承了何充所作的安排。不過何充曾以為這樣就能使內外穩定，無復憂勞；而司馬昱卻逐漸發現，可憂的問題恰恰包含在這一權力結構之內，那就是桓溫力量增長以後，比以前的庾氏更難駕馭，與前引劉惔所慮西楚「不可複製」相同。
方鎮問題，除上述徐、兗和荊、梁以外，作為上下游居間地帶的豫州和江州，也很值得注意。桓溫在發展過程中，欲得江、豫以插手朝廷；朝廷注視荊、梁動靜，欲掌握豫、江以保護自己。這樣，在永和以及以後的一個時期內，江、豫就成為朝廷與桓溫明爭晴奪的地帶。
豫州自永和四年（348年）以後，十五年內，一直由陳郡謝氏謝尚、謝奕、謝萬兄弟相繼掌握，為建康的可靠門戶。上游桓溫雖然權勢很盛，但由於不能控制豫州，因而也不能得心應手地影響朝政。昇平三年（359年），謝萬以兵敗被朝廷（實際上是被桓溫）廢為庶人以後，豫州刺史之職並未入桓氏之手，似乎空懸數年。隆和元年（362年）的豫州刺史為袁真，而袁真是庾氏舊部，可見此時桓溫還未能染指豫州。桓溫取豫州的企圖早已存在。《晉書》卷七六《王彪之傳》：昇平二年「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簡文曰：『人有舉桓雲（桓溫弟）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卒用謝萬。」簡文所說「人有舉桓雲者」云云，舉者自然來自桓溫陣容，簡文何嘗不明桓氏意圖所在？既明桓氏意圖，又得商榷於王彪之，只能解釋為就此探詢門閥士族對桓溫的態度。桓雲未得豫州，繼為豫州的謝萬為桓溫所嫉，不得安寧，未能久於其任，年余即被桓溫廢黜。不過謝萬被廢后，如上所述，桓氏還是沒有立即取得豫州。
江州自王允之死後，情況不甚清楚。《晉書》王羲之、徐寧、桓雲諸人本傳，都有出刺江州的記載，但缺具體年分。秦錫圭《補晉方鎮表》系王羲之、徐寧相繼出刺江州於成帝咸康六年、七年（340年、341年），系桓雲出刺江州於永和元年（345年）。《王羲之傳》謂庾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識鑒。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案庾亮死於咸康六年之初，其時江州刺史尚為王允之，由王羲之代王允之出刺江州是不可能的。王允之奉調在此年八月，死在此年十月，在此以後，王羲之代王允之為江州刺史，是可能的。至於桓雲，則不得於永和元年出刺江州，這從有關事迹中可以稽考清楚。《晉書》卷七四《桓雲傳》謂桓雲襲爵萬寧男，遭母憂，葬畢，起為江州刺史，服闋蒞職云云。萬寧男本為桓溫所襲之爵。永和三年桓溫滅成漢，四年論功進臨賀郡公，此時萬寧男始有由溫弟雲襲封之可能。所以桓雲刺江州不得早於永和四年。又，《桓溫傳》系其母孔氏死事於永和十年和十二年兩次北伐之間。桓雲既於母憂服闋後始蒞江州之職，則又不得早於永和十二年，由此可見，終永和之世，桓氏始終未把江州控制到手。萬斯同《東晉方鎮年表》分別系王羲之、徐寧刺江州於永和元、二年，但未著桓雲刺江州事。
我推測，由於王允之有據江州對抗庾氏的一段歷史，桓溫鎮荊州後的一個時間裡江州暫由王允之從兄弟王羲之出刺，是合乎情理的。不過王羲之在事功方面與王允之不同，並非經國才器。他曾勸說殷浩勿與桓溫對抗，又曾說桓溫處謝萬於廊廟而使其離開豫州。其事雖在王羲之離江州之任以後，但他折衝於殷浩、桓溫之間的態度是始終一貫的。所以他居江州正可以緩衝於上下游之間而無礙桓溫。至於徐寧，他本自江北荒縣一令得桓彝推薦，始得人建康為吏部郎，遂歷顯職。桓氏於他有惠，他當然不至於在江州任內掣桓溫之時。徐寧居江州的時間較長，江州轉入桓雲之手，大概就是在徐寧任內之事。桓雲正式刺江州後，才可能有人於昇平二年舉桓雲代謝奕為豫州。因為按照東晉地緣政治的常情，荊州的桓氏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