譙郡龍亢桓氏出於曹魏嘉平之獄的刑家，居然能夠在門閥政治的東晉時期，在王、庾家族勢力就衰之後獲得機會，上升到很高的地位，專制朝政，甚至一度改移晉鼎。我們知道，權勢之家編造家傳，改敘譜系，以攀援顯貴，求得虛榮，是五朝習見之事。但是龍亢桓氏桓范之獄昭然在人耳目，只可以迴避掩飾，而難於另行編造。所以為桓氏作家傳者只好改易事迹，把渡江南來的桓彝說成是中朝名士，與衣冠士族素相結識，以此證明桓氏家族尊顯的社會地位其來有自。江左史籍轉相抄襲，以假亂真。所以唐修《晉書》，於《桓彝傳》遂多不實之詞，有待後之讀《晉書》者辨而正之。
《晉書》卷七四《桓彝傳》：「彝少孤貧，……性通朗，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 《藝文類聚》卷六引《晉中興書》：桓彝「年在弱冠，便有知人之鑒。」《晉書》卷七四《徐寧傳》：「彝稱有人倫識鑒。」案桓彝死於蘇峻之亂中，年五十三，推其生卒年為晉武帝咸寧二年至成帝咸和三年（276—328年）。何法盛謂其弱冠知人，當謂在惠帝元康之時，這就是說，桓彝屬於中朝元康名士，其知名度相當於東漢的許劭、郭泰。但是檢閱史籍，桓彝在元康時，事迹全無蹤影。桓彝薦人，只《徐寧傳》一見，事在江左而非中朝。《晉書》卷九三《外戚·杜又傳》桓彝目衛、杜曰：「衛玠神清，杜又形清」；同書同卷《褚裒傳》桓彝目褚曰：「季野有皮裡陽秋。」這些固然是人倫識鑒的掌故，但也都是東晉之事。頗疑桓彝弱冠知人之說，是桓彝顯達以後始出現，史籍以後方前，巧為縫合，未足置信。《世說新語·文學》「袁彥伯作《名士傳》成」條注，謂袁宏以裴楷、樂廣、王衍、庾敳、王承、阮瞻、衛玠、謝鯤為中朝名士，即元康名士，其中並無桓彝。《名士傳》據謝安所道撰成，謝安諳悉中朝掌故，應當不至於在列數元康名士時遺漏掉比蹤許、郭，顯貴江左的桓彝，如果桓彝果真是元康名士的話。又，陶潛《群輔錄》著錄有「晉中朝『八達』，近世聞之故老」云云。陶潛所列的八人，與本文下節所說的江左早期的「八達」，部分相同，但卻沒有桓彝，與袁宏《名士傳》不載桓彝，情況一樣。這也是桓彝在西晉時並無令譽一證。
《桓彝傳》彝「少與庾亮深交」，事繫於桓氏渡江之前。案庾亮生卒在武帝太康十年至成帝咸和六年（289—340年），小於桓彝十三歲。桓彝年少時，庾亮尚在童稚，其時何得相與為深交？根據現知資料，桓、庾交遊都是在江左之事，無一例在中原者。《太平御覽》卷六七引《桓彝別傳》：「明帝世，彝與當時英彥名德庾亮、溫嶠、羊曼等共集青溪池 上，郭璞預焉。」《斠注》引此條資料置於《桓彝傳》「少與庾亮深交」處，論理正好可用來辨《晉書》敘事時間之誤。但吳仕鑒氏偏偏刪卻「明帝世」三字，因此反而證成了《晉書》之誤。桓彝年少時在洛陽具有勝流身價的說法，是沒有史料可以證明的。
又據《世說新語·德行》，桓彝嘗謂高僧竺道潛（深公）「與先人至交」。案《高僧傳》卷四《竺道潛傳》，道潛永嘉初渡江時年僅二十餘，死於孝武帝寧康二年，年八十九，其生卒年當為285—374年，小於桓彝近十歲。按常情而論，桓彝之父桓穎，似不得與小於己子近十歲的道潛為至交。忘年之交雖然並非全無可能，但年差也不能太大。這究竟屬於《世說》誤記，還是屬於桓彝妄說，就無從稽考了。
桓彝在八王之亂時，曾以州主簿預齊王同反對趙王倫的義舉，但在爾後東海王越和成都王穎相爭之時無所依傍，甚至未得列名於號稱多名士俊異的東海王越府。我們知道，東晉政權從淵源說來，是東海王越為之創造條件，始得經營起來的，桓彝既未附越，也就與東晉的王、馬沒有歷史關係。
桓彝南下時間可能較早，但止於江北，由江北渡江，是很晚的事。桓彝初來時，司馬睿猶為安東將軍，在永嘉五年（311年）五月以前。司馬睿板授桓彝為逡遒令。逡遒在合肥之南，西晉屬淮南郡。《宋書》卷三五《州郡志》謂東晉「分無湖（蕪湖）為境」，逡遒始得遷治江南，時在蘇峻亂後，桓彝已死。司馬睿對於自己不甚信任的甫來人物，常阻之於江北，按其原有位望及南來時擁有的勢力，分別板授州郡、將軍名號。如著姓祖逖南行達泗口，司馬睿逆用為徐州刺史；後來祖逖雖得過江，猶居京口，不得至建康，而且旋又奉命北上。陳留蔡豹出於名門，南來亦只得居官臨淮太守。桓彝南來止於江北逡遒，也是他不見信任於王、馬的表現。桓彝其時只能官居荒縣一令，其原來位望之低以及南來勢力微不足道，自可想見。
後來，桓彝應司馬睿辟命，過江為丞相中兵屬，其事不得早於建興三年（315年）司馬睿始為丞相之時。《晉書》卷六五《王導傳》敘桓彝「初過江」即譽王導為江左管夷吾一事於王導為丞相軍諮祭酒之後，亦可證桓彝過江在司馬睿出任丞相之時。桓彝與江左勝流接交，只能在此之後，而不能在此之前；桓彝社會地位的上升，也只能在此之後，而不能在此之前。
南渡建康以後，桓彝與昔日元康名士之南來者交遊轉多。《晉書》卷四九《謝鯤傳》，鯤在南，「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同卷《光逸傳》，光逸渡江依胡母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發裸程，閉室酣飲已累日」云云。這些昔日的元康名士，外加桓彝，遂在江左重新獲得「八達」 之號。元康名士企慕竹林名士而思效尤，但時代不同，人物亦異，最多僅得形似而已。這就是《晉書》卷九四《隱逸·戴逵傳》所譏：「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 者也。」這些元康名士經歷過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過江以後更加頹廢，連揮塵談玄的興趣也完全喪失，只是在使酒任性方面變本加厲，麻醉自己。他們的表現又比元康時更為放蕩，可以說是「無德」之尤。就桓彝的經歷和氣質說來，他的表現本來不應如此。他其所以這樣，只能以他有意附庸風雅、躋身名士來作解釋。《晉書》卷四九立竹林七賢和江左八達專傳於一卷之中，八達獨桓彝不在內 ，可見史臣對桓彝也是另眼看待的。
八達以家世論，很不一致，如阮、羊出高門士族，光逸出寒門小吏。桓彝與謝鯤家世則皆介於兩者之間，有相似處；但從立身處世看來，桓彝、謝鯤又頗不相同。謝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 ，而以「勝情遠概」 顯名。桓彝則不然。他門資不足以致貴達，與王、馬無淵源。其附庸風雅也不過是趨時尚，結名士而已，但這畢竟是不大可靠的。為久遠的門戶地位計，他只有留心時用，志在立功，才能找到上升的機會。所以《北堂書鈔》卷六零引臧榮緒《晉書》謂桓彝以「蒞官稱職，名顯朝廷」。躋於江左八達之列而又志在立功者，桓彝是唯一的人。看來桓彝初過江時多方探索立身處世之宜以圖自存，境況是頗為困難的。他過江即讚譽王導為江左管夷吾，也可視為他向琅邪王氏靠攏的一種姿態。
桓彝的活動是相當成功的。他過江沒有幾年，東晉建國以後，據說就成為名士名臣。《晉書》卷六《明帝紀》：明帝為太子，「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溫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同書卷四九《羊曼傳》：「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
但是，桓彝在東晉政治中真正發揮重大作用，還是在明帝平王敦之亂時。《桓彝傳》：「明帝將伐王敦，拜彝散騎常恃，引參密謀。」案《郗鑒傳》，明帝即位，征郗鑒自合肥入都，「鑒遂與帝謀滅敦」。郗鑒之謀，據考即引流民帥以制王敦之事。桓彝亦於此時「引參密謀」，我認為與郗鑒所謀當即一事。謀而必密，除涉軍機以外，當以王導在朝與王敦息息相通，所以不得不密。據《王敦傳》，王導得知劉遐、蘇峻軍起，其信息輾轉來自征北將軍王邃而非得自京師，可證其謀甚密，京師並未走露風聲。郗鑒以平王敦功封高平侯，桓彝則封萬寧男，爵次於郗鑒。郗、桓二人都以此為契機，進入較高的政治層次，因而也改變著其家族在江左的地位。《桓彝傳》彝以王敦嫌忌去官，過輿縣，與輿令徐寧邂逅云云。《徐寧傳》謂「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因造輿令徐寧。徐寧為東海郯人，東海徐氏南渡以後世居京口，劉宋徐羨之即徐寧之孫，而京口、廣陵為流民集中之地。輿縣在廣陵左近，當多有流民帥出入。桓彝曾長期在江北為逡遒令，當然熟悉江北流民帥的情況。他以尋親舊之名盤桓於廣陵輿縣，是否與他參預引流民帥平王敦一事有關，是值得注意的問題，不過目前還無從索證。
桓彝既以立功受爵而提高了家族地位，又在蘇峻之亂中死節而擴大了家族影響。我們知道，嵇紹、桓彝均以刑家之後而又死節司馬朝廷，事迹相類而記載卻一顯一隱。本文鉤稽分析桓彝事迹如此，或者可以補充史文之一角。
王、庾渡江之時，兄弟輩人數眾多，這是王、庾家族勢力盛於江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