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和四年（329年）庾亮初鎮蕪湖時，《庾亮傳》記其官守為「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成帝紀》所記，於都督以下脫豫州二字。《通鑒》略同本傳。胡注對都督諸軍事的地境作出了解釋。我們把胡三省的解釋，加標點表示如下：「豫州、揚州之江西：淮南、廬江、戈陽、安豐、歷陽等郡也。宣城郡屬揚州。」這就是說，庾亮都督範圍包括僑立的豫州，也包括揚州的江西諸郡以及揚州江東的宣城郡。這樣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康上游，緊迫建康，長江兩岸的郡縣全在庾亮手中，庾亮的軍隊朝發而夕可至建康。所以庾亮名為藩鎮，實際上卻能夠掌握朝權。王導則被庾亮困死都下，無法動彈，只有等待時機，徐謀生計。
庾亮出鎮同年，江州刺史溫嬌死，地入強藩陶侃之手，庾亮無力與陶侃爭奪。五年以後，咸和九年（334年），陶侃死，庾亮始得總統荊、江、豫諸州，從密邇建康的蕪湖遷鎮武昌。庾亮「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 。這種情況，給力圖改變現狀的王導以可乘之機。接著，事態就向有利於王導的方面發展。
《晉書》卷七六《王允之傳》：允之「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諸軍〕事，建武將軍，鎮於湖。」咸和末當指咸和九年（334年）。是年六月乙卯陶侃死；同月辛未，庾亮加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荊、豫三州刺史，徒鎮武昌。王允之為王舒子，王導侄。於湖在蕪湖附近，兩地都在江東。王允之出鎮於湖，當是趁庾亮徙官之際，踵跡而來，佔領緊逼建康的長江兩岸之地，以圖紓解琅邪王氏在建康的困境。不過，這時豫州都督刺史仍為庾亮 ，至少名義上如此。王允之在於湖能否立定腳跟，還難確定。
第二年，即咸康元年（335年），春，發生了石虎入侵事件。《成帝紀》：是年「夏四月癸卯，石季龍寇歷陽，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御之。癸丑，帝觀兵於廣莫門，分命諸將，遣將軍劉仕救歷陽，平西將軍趙胤屯慈湖，龍驤將軍路永戍牛渚，建武將軍王允之戍蕪湖。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帥眾衛京師，賊退向襄陽。戊午，解嚴。」以干支計，自所謂石虎入侵至解嚴，共十五日，在這十五日中，王導利用機會調兵遣將，完成了對豫州治所周圍要地的佔領，並使前一年已佔據建康上游兩岸之地並出鎮於湖的王允之，改鎮豫州舊治蕪湖。看來，當年庾亮出都時所統「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郡」，統統歸於琅邪王氏勢力範圍。而郗鑒所遣陳光之眾入都為宿衛者，也未再返回原來建制 。《晉書》卷一零六《石季龍載記》記此事，只是說「季龍自率眾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王導傳》也只是說「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俄而賊退，解大司馬……」，云云，都是含糊其詞，沒有說及細節，似乎有些隱情。
尋繹史實，我認為有一些難於解釋之處。庾亮西移後王允之踵跡出都為宣城內史，似屬窺探性質。王導還需尋求口實，才能進行有效的部署。恰恰這時石虎南來，王導抓住時機，十五日內完成了全部軍事部署，佔領了建康以上長江兩岸的許多要地。看來，偶然的事態促成了這一歷史的轉折；其實，偶然事態之中卻留下了值得分析的蛛絲馬跡。
《晉書》卷八三《袁耽傳》：「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餘匹至歷陽；〔太守〕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強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尋復為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案袁耽少年時無行，起家為王導參軍，說蘇峻將路永歸降王導，可見他是親附王導，與王導關係較深的人。他雖以報警輕妄不實受黜，但不久卻得入王導府為從事中郎，而且王導還將加大任於他，可見黜免不過是敷衍塞責之舉。這是可異的事。更其可異的是，宰輔不核實軍情，不經周密考慮，只憑「不言騎少」的一紙表奏，擅自判定需要宰輔親自出征，而且宰輔還假黃鉞，亦即得到專斬節將的權力。於是遣將興師，一朝上路，出現了上述形同兒戲之舉。兒戲甫畢，冊命隨頒，王導未以輕率興師受譴，反而因「功」晉位，受上公之職。這不能不使人懷疑：袁耽上列不實，不過是有意為王導提供一個興軍的機會。王導趁此機會假借軍情，部署兵力，向庾亮進行了一次成功的反擊，並且取得了繼續向上游蠶食的立足點。所以，王導假黃鉞親征，儘管以寇少不行，但王導所遣佔據建康上游各地之師，卻並沒有奉到班師之詔。
這個階段，王允之是被派遣代表琅邪王氏家族，向穎川庾氏庾亮兄弟進行反攻的主要人物。王允之之父王舒死於咸和八年（333年）六月，胡騎臨江之時，王允之尚在艱中。《王允之傳》：王舒既葬，允之「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王祥）、安豐侯（王戎）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和嶠）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群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諸軍〕事，建武將軍，鎮於湖」云云。案王導敦促王允之出守義興，動之以家族的利害，並引先輩事迹，勸他不要拘泥禮制，貽誤事機，詞旨非常削切動人，但允之猶推而不就。咸和之末，王舒方死年余，允之喪服未除。但他改變初衷，奪情起複，其間必有事機之緊迫、王導之再勸等多種原因起著作用，只是史籍對此沒有明確的記載。王允之出據於湖，王導假黃鉞征討，種種事件連續發生，使人感到王、庾關係一時間達到劍拔弩張的程度，氣氛之緊張前所未有。
咸康五年（339年），另一種異常事態又在江州突然出現。這就是庾亮弟庾懌急率所部進駐江州的半洲。半洲在今江西九江以西，在其時江州治所尋陽的上流，與尋陽比鄰，是軍事上的要地 。據《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自東晉至南齊，半洲有時曾是江洲治所。《晉書》卷七三《庾懌傳》，當咸康五年庾亮在荊州部署北伐時，庾懌受命以輔國將軍、梁州刺史遠鎮魏興。庾懌牙門霍佐亡歸石虎，亮表上貶懌為建威將軍 。朝議欲乘此機會召還庾懌，庾亮力陳「懌名號大，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朝廷只好屈從於庾亮。這裡所謂「朝議」云云，自然是反映王導或其羽黨的意見。接著，突然的事情發生了。庾亮改變主意。
《庾懌傳》說懌「所鎮險遠，糧運不繼，詔懌以將軍率所領還屯半洲。」這是一件大為費解的事。庾懌所鎮魏興在今陝西安康，「所在險遠，糧運不繼」，自然屬實，但是這不足以成為庾懌突然撤離魏興的理由。據《庾亮傳》，庾懌撤離魏興之後，庾亮立即「以武昌大守陳囂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依道路計，「趣子午」必須越過魏興。從軍號、職守以及進軍方向看來，陳囂就是被派來代替庾懌的。可見庾懌撤軍並非真由於地遠糧缺的原因需要放棄魏興，而是庾亮所統諸部的一次換防，以陳囂之軍替換庾懌之軍，以懌軍另作它用。其時庾亮經營北伐，梁、荊正需重兵，而庾懌匆遽撤離魏興後立即遠走半洲，脫離北伐的建制，這必然是出於十分急迫、十分重要的原因，否則是不可思議的。
根據當時總的形勢，我們可以判斷，庾懌遠道賓士，佔據長江中的半洲，目的是對付下游王氏家族勢力擴展的形勢。庾懌東來，首先是為了防守，同時是為了進攻。《庾懌傳》曰：懌屯半洲之後，「尋遷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進號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軍事，假節，鎮蕪湖。」案俘遷輔國將軍，即恢複在梁州時的舊號。懌所監揚州四郡，廬江、歷陽、安豐在江西，宣城在江東。庾懌得監四郡夾長江而扼建康，是恢複庾亮咸和九年出鎮荊州以前在豫州的態勢。這當然是針對王允之出任宣城內史、監四郡、鎮蕪湖而採取的一次反措施，這次反措施逼使王允之退出建康以上夾江四郡，不過不知道王允之是和平撤出，還是戰敗的結果。無論如何，這是琅邪王氏的一次重大挫折。庾懌刺豫州，是此年秋天 後趙軍陷邪城、豫州刺史毛寶死後之事。毛寶刺豫州時治邪城，主要是對付北面後趙的軍隊；庾懌代刺，治所又遷回僑寄的蕪湖 ，以鎮守揚州的四郡，對付建康。
琅邪王氏處心積慮奪回的豫州和揚州四郡，又在一次未經宣揚的襲擊中回到穎川庾氏之手。庾氏勢力突然回到貼近建康之地。琅邪王氏面對這一進攻，將如何自處呢？
《王允之傳》於前引咸和末王允之出鎮於湖以後繼謂：「咸康中，進號征西將軍，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王允之出刺江州年月，《晉書》及《通鑒》均缺載。萬斯同、吳廷燮分別編纂的兩種《東晉方鎮年表》，均系之於咸康六年庾亮死後 。案質亮西遷武昌後，其職銜一直是豫、江、荊三州刺史。其中的豫州系僑置，而揚州的四郡已入王允之之手，庾亮的豫刺徒具虛名。咸康四年庾亮以毛寶為豫州刺史，移治邾城。邾城屬西陽郡，在今湖北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