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成帝咸和四年（329年）蘇峻之亂平息以後，庾亮引咎出都，以豫州刺史屯駐蕪湖 ，企圖就近控制朝政，以與王導相持。這是東晉建國後在非戰爭狀態下出現的第一次豫州與揚州相持的局面。其時上游的江州屬溫嶠，荊州屬陶侃。溫、陶都是東晉功臣，與庾在平蘇峻時有過聯盟關係，此時他們三家暫得相安。庾亮知道，溫嶠本來是作為劉琨使者來到建康的，在東晉朝廷孤立無援，居江州並無多少實力；擁有實力的陶侃是南人，門第低微，年邁而又無出眾的子息可以繼承其業。所以，只要不出現不利於庾亮的異常事態，庾亮完全可能逐步擴大領域，取得江、荊，統一上游，然後以既成之勢威逼建康，取代王導統治。此後十餘年裡上游的形勢和上下游的關係，確實是循此方向發展，庾氏家族勢力日益強大。
庾亮出都居蕪湖，只是對王導一步之讓，而且只是暫時的。豫、揚相持，在地理上距離大近，沒有緩衝餘地，不利於維持彼此的平衡。一旦反目相對，不論是豫是揚，都可能驟然處於緊張和危殆地位。王敦據姑孰，蘇峻處歷陽，與建康短兵相接，這種教訓，庾亮和王導都是不會忘記的。庾亮既無意也無力與王導破裂，則其居蕪湖只能是暫時觀望等待，一旦有了可能，他就會向上游發展，在上游聚集力量，徐圖後舉，這是必然之理。
我們看到，江左上下游相爭的形勢，在王敦的時候，還可以說是由於「楚江恆戰，方城對敵，不得不推誠將相，以總戎麾」的歷史條件造成的。但是既然出現過王敦乘時起兵，居上制下的事實，它就成了一種歷史經驗，為居上游者所利用，所效尤，而不論楚江、方城有何需要。庾亮正是利用這一經驗，有意製造居上制下的形勢，以圖庾氏門戶利益。
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個時候，建康不但要應付上游荊、江可能興發的順流之師，還要時刻提防近在肘腋的豫州的突襲。建康處在極不安全的狀態，這是促成建康所倚的京口重鎮適時興起的一個客觀原因。徐州刺史郗鑒正是在這種條件下發揮著京口的作用。這樣，所謂上下游之爭，就不是簡單的荊、揚之爭，而是已經演化為複雜得多的多頭之爭。有實上的荊州、江州、揚州，加上僑置的豫州、徐州，都在這種反覆的鬥爭中佔有各自的地位。這是東晉門閥政治在地理上、軍事上進一步的表現形式。
《通鑒》劉宋孝建元年（454年）曰：「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谷帛所資皆出焉；以荊、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這是就東晉江左實上而言。三州的州治和軍府都在長江沿岸 。三州加上僑置的豫州、徐州，大體構成一條畫江而守的南北防線。這個時期，南北力量雖然時有消長，但大體上是平衡的。因此，畫江而守就逐漸成為東晉對付北方威脅的國策。《晉書》卷五六《孫綽傳》：「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同書卷六六《陶侃傳》陶侃之言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其時東晉布兵於江淮之間和江漢之間，視南北力量對比的變化而作進退。當力量不足以控制這一地區而不得不轉移防線時，退兵的極限就是長江。當然，如果江北棄守，長江天塹暴露在敵人眼前時，江南就會進入危機狀態。所以畫江而守的國策，除了要求荊、江、豫、揚、徐諸州治所或軍府必須設置在長江沿岸，不得南移以外，並要求儘可能在江北控制住一定的土地，以為南北緩衝。如有可能，甚至還要掌握一部分淮、漢以北的土地。正由於長江一線具有這種重要的戰略價值，東晉士族門戶之間的衝突往往沿著長江一線展開，門閥政治中權力結構的變化也往往發生在長江一線。長江上游地理上的順流優勢，可以轉化為軍事上、政治上的優勢。加上荊、江「甲兵所聚」的條件，謀求家族權力的士族往往搶據上游。這是東晉上下游之爭進一步發展的歷史背景。
畫江而守，東晉的情況與孫吳基本相同。《三國志·吳志·孫權傳》赤烏十三年注引庾闡《揚都賦·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合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南沙。」 同書《孫皓傳》甘露元年注引干寶《晉紀》，紀陟使魏，魏問吳之戍備幾何，堅固之狀，陟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吳於瀕江置督屯兵，權重者為都督，所置即在紀涉所說的險要必爭的地區。洪飴孫《三國職官表》輯得吳沿江所置督或都督，西起西陵，東至京口，約有二十餘處，這與東晉荊、江、豫、揚、徐諸州屯兵分布情況大體相同。《三國志·吳志·孫靜傳》附《孫奐傳》注引《江表傳》曰：「初，〔孫〕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溯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聚百官議之。諸將或陳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這是消極的防守。小將張梁則主張遣將入沔與敵爭利，於武昌設精兵以策應之，為孫權所採納。這是積極的防守。長江本如長蛇 ，畫江而守重在首尾相應。孫權還建業，用武昌居間以控沔漢，得首尾相應之宜。所以終吳之世，荊、揚同在孫吳朝廷牢固控制之下，吳國都城還可以於建業、武昌之間遷徙，而沒有出現頻繁的上下游之爭，與東晉大不相同。
孫吳時居上遊方鎮之任者也是士族。吳郡陸遜為荊州牧二十餘年，赤烏八年（245年）卒官後，子陸抗領父兵鎮柴桑，又都督西陵等處。陸抗於鳳凰三年（274年）卒官，諸子晏、景、玄、機、雲又分領父兵據於上游。終孫吳之世，陸氏三代為吳西境疆臣，鎮上游，抗強魏，為朝廷所賴，而沒有引起吳國內部的荊揚之爭，象東晉所發生的那樣。
上下游的關係在東晉與在孫吳之時如此不同，我認為原因之一，是東晉士族力量遠遠超過孫吳士族力量，而東晉皇權又遠遠弱於孫吳皇權。這種情形一目了然，無待申論。原因之二，是東晉時江州發展水平大大超過了孫吳之時，基本上能夠支撐荊州並維持上游地區相對獨立的需要；而且梁州基本上在東晉之手，足以從北方屏蔽上游。這一點須略作說明如下。
東晉時的江州，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據《晉書》卷八一《劉胤傳》：「自江陵至於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商旅繼路，劉胤為刺史，「大殖財貨，商販百萬。」江州地境遼闊，兼括今江西、福建之地，農業漸趨發達，糧谷充實。《隋書》卷二四《食貨志》說到東晉倉儲時說：「其倉，……在外有豫章倉（案在今江西南昌）、釣磯倉（案在今江西都昌）、錢塘倉（案在今浙江杭州），並是大貯備之處。」《通鑒》宋孝建元年一月胡註：「鉤圻（案當即釣磯）米，南江（案即贛江）之運所積也。」豫章、釣磯二倉得比於盛產糧食地區的錢塘倉，可見江州糧儲之富。蘇峻亂後，劉胤傳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據《晉書》卷七五《王述傳》，王述諫阻庾翼移鎮樂鄉之議，亦曰：大軍如屯駐樂鄉，則「江州當溯流數千，供繼軍府。」這就是說，江州運漕既要資給下游建康，還要供應上游軍食。回顧孫吳時期，孫晧於甘露元年（265年）由建業「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溯流供給，以為患苦」 的情況，可知東晉的江州已大不相同了。
江州多流民，豐糧谷，又居荊、揚之間的軍事要衝，地位非常重要。所以《通鑒》宋孝建元年說其地「甲兵所聚」，《桓沖傳》說它是「一任之要」，《劉胤傳》則說是「國之南藩，要害之地」。江州若合於荊州，上游就更能自主，從而對下游的優勢也會加大，建康將感到威脅。江州若控制在建康朝廷之手，荊州方鎮將難於獨立，有可能受制於建康。因此，當庾亮自豫州徙駐荊州以後，他與王導之間爭奪對江州控制權的鬥爭，就成為政局的焦點所在。江州的爭奪，肯定是在激烈地而又並不大事聲張地進行著，史籍上沒有留下明確的記錄。我們只有從各種跡象中鉤沉索隱，才得以約略窺見庾、王關於江州爭奪事件的梗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