穎川庾氏，興於魏晉之間。據《後漢書》卷九八《郭太傳》，桓帝時穎川庾乘「少給事縣庭為門士」 ，郭太見而拔之，勸游太學，遂為諸生佣。後能講經，猶自以為門第卑微，每處下坐。庾乘於漢末，徵辟並不起，入魏始為襄城令，見《元和姓纂》卷六。庾乘子巍，魏正始、嘉平間為太僕兼大鴻臚，被譽為當世令器，嘉平三年奉旨持節命司馬懿為相國，六年又列名於廢齊王芳之奏，為司馬氏功臣。其事迹分見《三國志·魏志·齊王芳紀》嘉平六年、同書《管寧傳》及注以及《晉書》卷一《宣帝紀》、卷五零《庾峻傳》。瘦氏門望之起，當自嶷始，嶷子䨹，晉尚書，其後支脈不顯。
庾嶷有弟遁，遁二子峻、純，《晉書》皆有傳。《庾峻傳》謂峻魏末為博士，「時重庄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入晉，庾峻為侍中，疾「風俗趣竟，禮讓陵遲」，主張「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庾峻弟純，傳謂「博學有才義，為世儒宗」。庾純於晉不附權臣賈充，曾於坐質問賈充「高貴鄉公何在？」庾純子旉，因反對晉武帝命齊王攸之國而知名。根據庾峻、庾純等人行事，《晉書》史臣贊「庾氏世載清德，見稱於世」，這是漢、魏儒學大族的典型形態。按照晉代時尚，舊時儒學大族如果不轉習玄風，一般是難於繼續為世所重的。庾氏家族如果要使門戶光大，必須完成由儒入玄的轉變過程。
庾氏家族由儒入玄的轉變，開始於庾峻子庾敳。庾敳讀者庄書，暗合己意，「自謂是老莊之徒」 。《世說新語·賞譽》：「時人目庾中郎（敳）『善於託大，長於自藏』」。注引《名士傳》曰：「敳雖居職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為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敳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庾敳作《意賦》以寄懷，抒發榮辱同貫、存亡均齊之說。庾敳參東海王越軍事，與王衍、王敦諸人為友。他既居權貴之地，處名士之間，以顯其門戶位望，而又俱禍福無端，亟思觀時養晦。這是其時高門玄學之士的一種自處之道。庾敳兄弟行輩有庾袞、庾琛。庾袞事迹在《晉書》卷八八《孝友傳》，八王之亂中率宗族鄰里保聚林慮山，有《保聚圖》一卷，見《郡齋讀書志》。庾袞弟琛，事迹在《晉書》卷九三《外戚傳》，永嘉初為會稽太守。袞、琛之父，史失其名。庾琛子庾亮，《世說新語·德行》「庾公乘馬有的盧」條注引《晉陽秋》，則謂亮「侍從父琛避地會稽。」
潁川庾氏家族，從庾敳「自藏」、庾袞「保聚」、庾琛「避地」看來，宗支兄弟輩飄零四散，消極處世，不足自存。與琅邪王氏兄弟輩「拔奇吐異」、乘時經營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是潁川庾氏家族狀況的具體表現。庾琛、庾亮父子，均為琅邪王司馬睿所辟。亮辟在前，為鎮東府西曹掾；琛辟在後，為丞相軍咨祭酒。庾琛、庾亮父子並非踵司馬睿之跡南來求官，而是客居會稽，在會稽初應辟召。這與東晉之初琅邪王氏兄弟子侄輩麇集建康以逐祿利者又大不相同。象庾氏這樣的家族以後在江左朝廷得以扶搖直上，列入甲族膏腴，內持機柄，外鎮名州，顯赫幾十年，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緣時會的結果。
庾敳在北，曾辟東海王越府，其時庾亮亦曾受辟于越府而未就。這是潁川質氏在政治上與江左政權僅有的一點歷史淵源。庾氏在江左之興，主要不是由此，而是由於庾氏聯姻帝室的家族關係和庾亮出入儒玄的個人素質。
兩晉之際，世亂時艱，禍福莫測，士族名士一般不拘禮法，不經世務。他們之中不乏在家世門第、歷史淵源以及學術風尚等方面具備條件的人，可以出任政務。但是這些人卻或是缺乏從政的才能，或是沒有從政的興趣。要物色足以付託國事的人才，並非易事。例如陳留阮孚，據《晉書》卷四九《阮孚傳》，初辟東海王越府，過江後蓬髮酗酒，不以世務嬰心。元、明兩朝，他以才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及〔明帝〕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及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群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托。』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台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成帝即位，阮孚避後族庾氏，苦求出為廣州。像阮孚這樣出自士族，具有才能，為時望所歸的人，卻又放達疏狂，不願受顧托之任。
庾亮則不然。他既以士族名士入玄風為世推重，又不廢禮教，無處世意。《世說新語·言語》「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條」及注引《孫放別傳》，庾亮問孫放（齊莊）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對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庾亮很賞識孫放的回答，說明庾亮本人雖好談玄學，卻不非儒，不廢儒家禮法事功。所以本傳稱他「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皆憚其方嚴」。庾亮出入玄儒，具有玄學表現和儒學內涵，這種個人素質，使他異於其時的多數名士，而頗類於王導。這大概是庾亮妹得聘為太子妃，而庾亮本人被明帝重用以平衡王導勢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其時庾亮閱歷不足，還需要有一個較長時間的磨練，以顯露其政治才能，使他得到門閥士族的普遍承認。庾亮在元、明兩朝的表現，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反對崇尚申、韓。琅邪王司馬睿過江後，就有尚申、韓以張皇權的思想。後來琅邪王氏坐大，尚申、韓就成為平衡和抑制王氏兄弟的一個重要手段。元、明兩朝，庾亮對於尚申、韓始終是反對的，說明庾亮主張維持門閥政治格局，反對限之以法 。
第二，不支持朝廷用劉隗、刁協諸人以制琅邪王氏。劉隗居刑憲之位，糾彈諸門閥士族違法悖禮者甚多。刁協亦崇上抑下，志在匡時。劉、刁均為琅邪王氏兄弟所疾。太興三年（320年），劉隗為元帝策劃，出腹心以鎮方面，乃有譙王承刺湘州鎮臨湘（今長沙），劉隗刺徐州鎮淮陰，戴淵刺豫州鎮合肥的部署，成為王敦起兵的口實。王敦兵入石頭，劉隗出奔，刁、戴及譙王承等先後被殺，曆元帝之末，明帝之初，鬥爭十分激烈。然而在此期間，未聞庾亮支持劉、刁諸人，亦不見庾、王有重大隔閡。據《庾亮傳》，太寧元年（324年）王敦再次下都，屯據於湖，明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嘆曰：『庾元規賢於裴遠矣』」。王敦一表庾亮為中領軍，再表加中書監 ，這至少說明王敦對庾亮並無反目之事，像對戴淵、周顗那樣。庾亮居外戚近地而有《讓中書表》，以示知足守分，並引兩漢外戚之禍以為鑒戒，緣情述理，娓娓動人。《讓中書表》中有「陛下踐祚，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諸語，對王氏兄弟還是讚揚的。這是庾亮企圖維持門閥政治格局，而不黨同於劉、刁的具體表現。等到王敦謀篡之形已定，庾、王始有交惡跡象。《庾亮傳》謂「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為中書監。」後來庾亮有都督東征諸軍事之授，以討沈充，但其時勝敗之局已定，他只是空署軍號，並無活動。
第三，力抗東晉宗室及其它外戚，以維持庾、王諸士族的政治地位。案，明帝在門閥士族庾、王之間是親庾疏王的，已見前論。士族以外，明帝還重視一些更其親近的人物，如宗室南頓王宗，元帝虞妃之弟虞胤。《晉書》卷九三《外戚·虞胤傳》：「胤與南頓王宗俱為明帝所昵，並典禁兵。」同書卷五九《南頓王宗傳》：宗「與虞胤俱為帝所昵，委以禁旅。宗與導、亮志趣不同，連接輕俠以為腹心，導、亮並以為言，帝以宗戚屬，每容之。及帝疾篤，宗、胤密謀為亂。亮排闥入，升御床流涕言之，帝始悟。」同書卷七三《庾亮傳》：「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群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羕（案為南頓王宗之兄）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羕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撫幼主。」
綜合上引資料考之，明帝於士族名士以外，兼用宗室諸王以掌宿衛禁旅。虞胤之姊虞妃於明帝有母養之恩，故虞胤情同舅氏，與羕、宗等同為明帝所呢。胤、羕、宗等與士族名士王導、庾亮輩志趣不同。明帝之末，子幼臣疑，似有托後事於胤、羕、宗等之意，利用他們與士族名士的矛盾，共謀廢黜執政的王導、庾亮等人。他們以禁兵之力，封鎖宮省，隔絕群臣，以堅明帝之意，成廢黜之謀。可以想見，在這場鬥爭中首當其衝者，是王導而不是庾亮。其時王敦之亂平息剛剛一年，王導保護家族利益之不暇，毫無力量參與這場角逐。能否衝破這一局面，維持形成不久、尚待鞏固的門閥政治，關鍵人物是庾亮。庾亮於此時毅然以帝舅的特殊身分，排闥入見，始得扭轉事態，使門閥士族獲得對宗室諸王的完全勝利。由此可見，東晉的門閥政治，發端於琅邪王氏，鞏固則在潁川庾氏。東晉之初，皇權對門閥政治進行了兩次重大的反抗。一次是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