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論，郗鑒得以否定陶侃、庾亮下都廢黜王導之謀，主要在於他以徐州刺史據有京口，於建康有舉足輕重之勢。京口成為東晉的重鎮，是一個歷史過程，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只是出於權宜的考慮，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京口重鎮的形成，發端在郗鑒。
徐州地境，《禹貢》謂「海岱及淮」。西漢十三州部之一的徐州，大體即是這個區域。江左流寓之初，徐州地境南移，據淮南北以迄江北之地，居刺史任者先後為蔡豹、卞敦、王邃、劉遐，治所則隨軍事形勢而進退，但都在長江以北。郗鑒繼劉遐為徐州刺史，治廣陵 。
《郗鑒傳》，蘇峻亂，陷台城，郗鑒自廣陵遣人間道至江州，謂溫嶠曰：「今賊謀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溫嶠深以為然。郗鑒首倡「靜鎮京口」之議，本來只是針對蘇峻自歷陽過江以後，軍隊無後方供應，欲取三吳以為依託的圖謀而發，並未估計到京口此後將成為東晉南朝系建康安危的重鎮。
此時，郗鑒處境比較特殊。他以引流民帥平王敦之功，得為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究州刺史（後加刺徐州）、假節，並頂明帝遺詔輔政諸大臣之列。但是他由於對王敦的看法不盡同於王導，在周札贈官問題上與王導發生過尖銳衝突。而且，郗鑒的流民帥身分，同祖約、蘇峻一樣，所以也難得見信於執政的庾亮，沒有機會居中樞之任。咸和二年十一月，祖約、蘇峻初起兵，庾亮甚慮全盤皆亂，局面不可收拾，因此不許各地興兵勤王。《世說新語·容止》注引《晉中興書》：「溫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郗鑒於時欲率廣陵之眾赴難，「詔以北寇，不許。」但同時或稍後，虞潭受命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諸郡軍事；張闓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兵；桓彝則興兵於宣城。溫嶠更不顧制書所禁，早在蘇峻濟江之前一月，即咸和三年（328年）正月自武昌東下，軍於尋陽，聲稱入援建康。只有郗鑒不同，他小心從事，不敢妄動，必待蘇峻濟江、台城陷落、庾亮出奔，陶侃東下之後，在廣陵「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的情況下，才不得不刑白馬，誓三軍，以示效忠東晉，然後，才有上述向溫嶠提出的「靜鎮京口」的建議。而且，他還必待得到陶侃委署都督揚州八郡軍事後，始自廣陵濟江；而且濟江以後亦不能據京口而守之，必得與陶侃等人會師，以聽調遣。這些情況，說明郗鑒自知在蘇峻之亂中如何自處，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必須謹慎從事，不得稍有專擅，否則將授人以柄。
以陶侃為盟主的陶、溫、庾聯軍，於咸和三年五月順流東下，屯駐建康城西秦淮河口的查浦、蔡洲。郗鑒軍所築白石壘，亦移交給庾亮軍駐守。郗鑒則專註東方，王舒的浙東軍，虞潭的浙西軍，俱受郗鑒節度。蘇峻遣將管商、張健等寇掠三吳，又遣人出江乘掠京口以東。這樣，當陶侃聯軍與蘇峻叛軍在建康附近相持的同時，又形成了京口以南以迄三吳一帶的東方戰場，因而郗鑒得以逐步實現其「靜鎮京口」以斷蘇峻東路的計畫。
東方戰場的形成，與三吳地區在江左的戰略地位有密切關係，而三吳地區的戰略地位，又有其歷史的、地理的原因，須要稍作追敘。
西晉滅孫吳以後，三吳是「難安易動」 的地方。西晉用東南六州將士戍守江表，唯恐三吳有事。吳士在洛陽受到歧視，也增加了吳人的不自信之心。以後，王導助琅邪王司馬睿協調僑舊士族利益，使多數三吳士族逐步進入東晉統治集團，而沒有成為一種長期獨立於僑姓士族以外的政治勢力。在江左以後出現的紛紜的政治事件中，三吳士族往往分為兩部分，與僑姓士族內部鬥爭的兩造分別結合。江左的幾次叛亂，情況就是這樣。建興元年（313年）吳興周玘謀反司馬睿，與之同謀的是鎮東祭酒東萊王恢。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反叛，吳興沈充起兵響應，同郡錢鳳為王敦謀主。王敦在請誅劉隗疏中，訴隗「復依舊名，普取出客」一事，其所「普取」的應是江南士族豪強地主的佃客 ，因為僑姓士族的佃客是沒有「舊名」可檢的。王敦既為南士爭利，所以就有南士沈充、錢鳳之輩支持王敦。另一方面，南士站在東晉朝廷一邊的，人數更多。《晉書》卷七六《虞潭傳》：「王含、錢鳳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會稽餘姚）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眾以萬數。」孔但亦曾在會稽起兵。這都是南士用武力支持司馬氏政權之證。總之，東晉朝廷有事，往往牽動三吳；建康內戰，三吳就會出現東方戰場。《通鑒》太寧二年（324年）沈充司馬顧颺說沈充，有「並東西軍之力」 之語，胡注曰：「東軍謂沈充軍（案起自吳興），西軍謂王含、錢鳳等軍（案在建康附近）也。」叛軍有東西軍，東晉官軍同樣有東西軍。
在這種背景下，蘇峻亂起，江左也迅速形成分別稱為東西軍的東西兩個戰場。東方郡縣，一方面有人暗降蘇峻，反對東晉朝廷，如《王舒傳》所說「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另一方面又有更多的南士支持東晉郡守，興兵討伐蘇峻，抵抗蘇峻東來。《晉書》卷七七《蔡謨傳》：「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峻〕乃以蔡漠為吳國內史。謨既至，與張闓、顧眾、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吳國義軍之起，主要得力於顧眾、顧颺兄弟。《晉書》卷七六《顧眾傳》：「蘇峻反，王師敗績，眾還吳，潛圖義舉。……前臨江將軍張悊為峻收兵於吳，眾遣人喻悊，悊從之。眾乃遣郎中徐機告謨曰：『眾已潛閤家兵，待時而奮……』」。同傳臨平人范明「率宗黨五百人」，合顧眾等軍凡四千人，進討蘇峻部將張健。丹陽義兵則為張闓、陶回所聚。《晉書》卷七六《張闓傳》：張闓本孫吳張昭曾孫，世居丹陽，遂為丹陽人。蘇峻據建康，「使闓持節權督東軍」。張闓既與顧眾兄弟組織吳國義兵，又與陶回共督丹陽義兵，並以米穀濟郗鑒軍。《晉書》卷七八《陶回傳》：陶回，丹陽人。蘇峻起兵，「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兵，得千餘人，並為步軍，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別破（峻將）韓晃。」吳興義兵由太守虞潭所聚，虞潭家憧盡遣為兵。
上引《張闓傳》張闓受蘇峻命「權督東軍」，此東軍大抵指東方諸郡原有的郡兵。《晉書》卷七六《王舒傳》：「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此東軍則指南士所聚義兵。這兩者都是東晉東方戰場的軍隊。
由於東方各郡義軍紛起，乃有陶侃以王舒監浙東諸軍事，虞潭監浙西諸軍事，均受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郗鑒節度之命。
江左內戰中東方戰場的存在，說明南士在本籍既易招合部曲家兵，又具有廣泛的政治影響。東晉如能牢固地控制三吳，南士的力量就能為東晉朝廷所用，三吳就能成為東晉的戰略後方，這對於鞏固建康，是一個極重要的因素。所以郗鑒都督東南八郡，既是為了抵禦蘇峻的需要，又是為了東晉長期的戰略需要。
三吳成為東晉的戰略後方，還有經濟上的原因，這就是建康的糧食供應，建康以下長江兩岸軍隊的給養，都要仰給三吳。
《輿地紀勝》卷七「丁卯港」注引《輿地誌》：「晉元帝子哀鎮廣陵，運糧出京口，為水涸，奏請立埭。丁卯制可，因以為名。」案東晉琅邪王司馬衷鎮廣陵，在建武元年（317年）六月至十月，丁卯埭即此年所開，今鎮江市東南郊運河沿岸有丁卯橋，當是古丁卯埭所在處。廣陵軍糧，賴三吳所產，經運河北出京口運來。蘇峻亂時，江南漕運斷絕，因而據廣陵的郗鑒「城孤糧絕」；而郗鑒過江後軍在京口，得暫仰張闓自丹陽、晉陵就近供給米穀。蘇峻擾三吳得手，糧食較充，故得以米萬斛溯流供給豫州祖約。郗鑒就是根據這些情況，建議於曲阿一帶立壘斷蘇峻三吳糧運。由此可見，三吳米穀，是交戰雙方賴以進行戰爭的物質基礎 。
江南地方，由今蘇南以迄浙東，今天都是產糧之地。但是在東晉，丹陽、晉陵還很貧瘠，產糧區在此以南的三吳。三吳開發潛力最大的地方，首推會稽，是三吳的腹心所在。據《三國志·吳志·鍾離牧傳》，會稽永興（今浙江蕭山）稻田，畝產至三斜之多。《晉書》卷七七《諸葛恢傳》，恢為會稽太守，晉元帝語恢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會稽有此條件，所以蘇峻叛亂前夕，王導謀樹外援，出弟王舒為會稽內史；而蘇峻兵起，有挾持成帝東奔會稽以為久計的圖謀；亂平以後，建康殘破，三吳之豪也請遷都會稽。
由於會稽具有優越的經濟條件，在南北對峙形勢中又較安全，所以東晉成、康以後，王、謝、郗、蔡等僑姓士族爭相到此搶置田業，經營山居，卸官後亦遁跡於此，待時而出。《宋書》卷九三《隱逸·王弘之傳》載謝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這樣，會稽又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棲遲會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