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鑒在北時，曾受東海王越之辟；稍後，又受琅邪王睿委署。他與東海王越和琅邪王睿的這種關係雖然並不深固，但對於他的南奔卻有直接影響。郗鑒過江，不負舊誼，除了效忠元帝、明帝外，對於昔日舉主江統的後人，亦深相交結，儘力提攜。郗鑒顯達，辟江統子虨為司空掾，又請為司馬；檄統次子惇為兗州治中，辟太尉掾。江虨亦曾與輔政的會稽王司馬昱共薦郗鑒子愔。郗鑒對於居中樞之任的門閥士族，也力圖多方聯繫。
郗鑒南來，以流民帥而得迅速進入建康朝堂，主要是得力於紀瞻。《晉書》卷六八《紀瞻傳》：「時郗鑒據鄒山，屢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鑒有將相之才，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征之，曰：『……伏見前輔國將軍都鑒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干。昔與戴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眾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綏集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眾單寡，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為常伯，若使鑒從容台闥，出內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兗職之缺。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為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眕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座。況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朝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紀瞻力薦郗鑒「補袞職之缺」，其政治意向是希望郗鑒在王敦叛亂迫在眉睫之時站在晉元帝一邊，抗拒王敦。其時戴淵以六州都督擁兵屯駐合肥，與屯駐淮陰的劉隗同為晉元帝所倚重。第二年，戴淵自合肥奉詔入衛建康，所率軍隊一觸即潰，戴淵亦被王敦殺害。接著，郗鑒應徵自嶧山南來，所率部曲即屯駐於戴淵剛剛撤離的合肥，填補了戴淵留下的空缺，郗鑒本人則拜尚書入官建康。這些當與紀瞻疏薦有直接關係。郗鑒雖有時望，但以流民帥而得入官建康，如果沒有有力人物為之援引，是不可能的。
郗鑒孤身入建康事，還有值得分析的地方。合肥是當時軍事要地，與建康為犄角，本不宜由流民帥入駐。郗鑒先是於「永昌初征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領軍掌宿衛之任，也不是遠來流民帥郗鑒所宜領。所以郗鑒一到建康，就有轉拜尚書之事，而郗鑒不會不懂內情，因而「以疾不拜」。等到王敦勢逼，明帝才真正有了用郗鑒勢力以為外援的要求，遂有對郗鑒假節鎮合肥之授，郗鑒才有了回到他所統流民的駐地合肥的機會。可是，王敦又不願接受這一於己不利的事實，上表以郗鑒回建康為尚書令。由此看來，郗鑒南來後得入東晉上層集團，雖經紀瞻薦引，畢竟還是有此一段若隱若現的曲折過程。其中關鍵之處是，從朝廷說來，郗鑒可為己用，但他畢竟是流民帥，必須小心謹慎對待，有所防範；從都鑒本人說來，他雖然可以在王敦之亂中為朝廷奧援，但不能脫離隨他南來的兗州流民群體，否則他將失去資實，一事無成。
紀瞻是南士冠冕，對琅邪王司馬睿立足建康，繼承帝位，出力甚多，影響甚大。朝廷為了應付王敦之亂，以紀瞻為領軍將軍。他於宿衛六軍中威望最高，六軍對他敬憚祗肅。據《北堂書鈔》卷六四引《晉起居注》，晉制：「領軍閑無上直之勞，可得從容養疾。」其時紀瞻年邁在病，朝廷以之為領軍，意在借重其威望而又得遂其閑養。王敦再逼京都，明帝請瞻「卧護六軍」。而郗鑒適有都督從駕諸軍事之命，宿衛六軍除已知護軍應詹、左衛庾亮在前應敵之外，其餘部分當在從駕諸軍之中。不過六軍寡弱無力，真正起作用的，是以郗鑒密謀而得入援的流民帥。紀瞻對郗鑒的薦舉，起了立竿見影的作用。
郗鑒南來，王敦再叛，政治形勢非常微妙。原來王敦初叛，是在執政王導的默契下進入建康的，其直接目的是清君側，所謂君側，指明是劉隗、刁協、戴淵等一批王氏家族的仇人。《晉書》卷九八《王敦傳》載王導遺王含書，有雲「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流，心思外濟。」這是王導明確承認本與王敦同謀。據《晉書》卷六九《周顗傳》，王敦初叛入京，殺周顗、戴淵，都曾咨之於王導。王導後來說：「吾雖不殺伯仁（周顗），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其實由王導而死者，不只周顗，還有戴淵。後來王敦再叛，以台中軍情告王含者也是王導。上引導遺含書，一則說「得征北（王邃，王導從弟）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再則說「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應詹）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與王敦、王含通關節的王導，卻又是明帝所令征討王敦、王含的大都督、假節。這就是王敦再叛時形勢微妙之所在。王導所統六軍，當即紀瞻「卧護」的宿衛六軍，可知王導還擁有某種勢力可以影響京師形勢。而王導的六軍，其中的一部分又正是明帝欲置之於郗鑒都督從駕諸軍事之下的。由此可見，郗鑒與王導之間，也存在一種微妙關係。
其實郗鑒得以自嶧山南來，王導就曾起過作用。據《紀瞻傳》，我們知道，紀瞻在薦郗鑒疏的末尾贅言：「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聖懷，垂間臣導，冀有毫釐萬分之一。」這就是說，郗鑒部眾南來和征郗鑒入朝諸事，還需要得到王導的首肯，否則不會被朝廷接納。
微妙的關係，尖銳的形勢，需要南來不久的郗鑒確定自己的政治態度，尤其是對琅邪王氏的政治態度。
從郗鑒爾後的行事看來，他的政治態度首先是支持東晉，不贊同王敦的無君之心。郗鑒由合肥入朝時，王敦截留之於姑孰，與論中朝人物樂廣、滿奮。郗鑒力言中朝愍懷太子之廢、趙王倫篡立之時，樂廣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柔而有正；而滿奮則是失節之士，不可與樂廣同日而語。這就無異向王敦表明，自己不願黨同於王敦。其次，郗鑒也沒有黨同於戴淵之輩以與琅邪王氏為敵，寧願折衝於士族諸門戶之間，以求政局之穩定。後來他固辭衛將軍軍號，反映了他不願凌駕諸士族的謙退立場。都鑒既不苟同於一方，就免不了在當軸諸士族之間時而與此、時而與彼發生矛盾。王敦亂平後，在應否追贈周札的問題上，這種矛盾一度表現得很尖銳。
義興周氏是有名的「江東之豪」。王敦首逆，周札都督石頭諸軍事，開門應敦，使晉軍敗績。王敦出於疑忌，又族滅周氏。王敦事平，周氏故吏訟周氏之冤，請加追贈，引起朝廷激烈爭論，其意見備見《晉書》卷五八周札、卷六七郗鑒諸傳。卞壺以札開門延敵，不宜追謚。王導認為「札開石頭，忠存社稷，義在忘生」，與譙王無忌、周顗、戴淵等死難之臣一樣，合乎人臣之節，應一例追贈，不應厚彼薄此。顯然，王導是袒護王敦的。
都鑒議同卞壺，而與王導針鋒相對。他說：「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由於王氏權重，朝廷竟從導議，而卞、郗之議不行。這場尖銳的論戰，說明其時郗鑒、王導關係並不和諧，雖然這還不是當時政局的關鍵所在。
東晉政局，成帝即位（太寧三年，325年）後為之一變。成帝沖幼，王導、卞壺、郗鑒、庾亮等七人同受明帝遺詔輔政。接著，庾後（庾亮妹，成帝太后）臨朝稱制，庾亮居帝舅之尊，地位迅速上升，政之大要，皆決於亮。朝廷立即出現了庾亮與王導的明爭暗鬥，成為政局中的主要矛盾。都鑒處於這一矛盾之間，力求抑制矛盾的發展，起穩定時局的作用。
庾、王家族，早先在元帝、明帝時共同利益尚多，矛盾本來並不顯著。元帝過江後未即帝位以前，有用申、韓以張皇權之意。《晉書》卷四九《阮孚傳》：孚「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參軍。……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案元帝為安東將軍，在永嘉元年七月至五年五月（307—311）。據《元帝紀》，其時「王敦、王導、周顗、刁協並為腹心股肱」，所以「用申、韓」並非特意針對琅邪王氏。《晉書》卷七三《庾亮傳》：「時〔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其時已在建武、太興之際，王氏坐大，庾氏有此諫，足見王、庾之間尚得相安。後來王敦有意稱兵，深忌庾亮而外崇重之，庾亮憂懼去官，旋復參與平亂。儘管如此，庾亮與王導尚無特殊衝突發生。
明帝經歷了王敦之亂的劇烈震動，對王氏家族更有戒心，親庾亮、疏王導的意向越來越明顯。《太平御覽》卷五九三引《語林》：「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與王公。王公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 知』。導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日不能見王公。」案裴啟著《語林》，成書時上距明帝才四十來年，所載掌故多可信。即令情節有違，要當為其時人對王、庾關係觀感的反映。明帝成年在位，「潛謀獨斷」（《明帝紀》），雖袒庾而不縱庾，庾、王之間還不具備公開進行傾軋的政治氣候。
到了成帝之時，母后稱制，庾氏坐大，情況就不一樣了。《晉書》卷七三《庾亮傳》史臣曰：「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芒。」《晉書》卷三二《后妃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