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卷六《明帝紀》史臣曰：「維揚作寓，憑帶洪流，楚江恆戰，方城對敵，不得不推誠將相，以總戎麾。樓船萬計，兵倍王室，處其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
《晉書》史臣所論，蓋以「五馬」渡江以來，王敦於荊、江諸州討平華軼、杜弢、王機、杜曾，功業積累，造成了憑陵晉室的形勢，卒以興兵叛晉。自此以後，居上游者多踵王敦之跡，處其利而有心，恃兵恣擅，力圖以此鞏固門戶利益，壓倒競爭對手，甚者意在移晉室之鼎。而衛護晉室者，則聯絡其它士族人物以制上游強藩，或思另樹強藩於京師左近以固根本，抗衡上游。東晉之初變亂迭起，爭奪無已，都是循此軌轍。這種衝突，在國家體制上是地方與中樞之爭，在地理位置上是上游下游之爭，在出場人物上則是士族門戶之爭。東晉門閥政治，可以說是門閥士族在相爭中求發展而又維持東晉於不墜的政治。
在中國古代的王朝政治中，出總戎麾的絳、灌、衛、霍之臣，歷代皆有，這種人的行事並非皆如東晉的王敦。王敦之所以為王敦，東晉強藩之所以多如王敦，其歷史的原因，一是皇權不振，一是士族專兵。一旦皇權力求振興，士族無力專兵，門閥政治就會逐漸出現變化，不過這已是淝水戰後的事了。
西晉琅邪王司馬睿於八王之亂後期，受東海王司馬越的派遣，出駐建鄴。西晉咸寧定製，琅邪本為大國。但是由於八王之亂中政局變化的結果，南渡時的琅邪王，與八王之亂中的諸王相比，權輕眾寡，不可同年。琅邪王司馬睿以旁支弱藩而又「寄人國土」 ，本來不具備繼統的資格。只是由於兩京陷落，懷、愍被擄，武、惠嫡屬盡死於難，晉室在北方已無立足餘地，才使僻遠的江東成為正朔所在之地。琅邪王以際遇而得帝位，並沒有法統、實力、功勞的憑藉，因而也不可能擁有哪怕像晉武帝有過的那種不算強大的皇權。
士族專兵是東晉特有的現象，前於此的漢、魏、西晉沒有，後於此的南朝也沒有。東晉士族專兵，始作涌者是琅邪王敦，一般說來，是由於士族已成為強大的社會階層，琅邪王氏更居其首；特殊說來，是由於皇權不振，不足以控制士族。士族有兵可專，則是由於北方流民不斷南來，補充著兵的隊伍。士族依以統兵作戰的武將，是久事疆場的流民帥。
《南齊書》卷一七《輿服志》曰：「乘輿傳國璽，秦璽也，晉中原亂，沒胡，江左初無之，北方人呼晉家為白板天子。」 《太平御覽》卷六八二引《玉璽譜》曰：「元帝東渡，曆數帝無玉璽，北人皆曰司馬家是白板天子。」《通鑒》晉永和八年（352年）六月胡註：「江南之未得璽也，中原謂之白板天子。」案天子無傳國璽而被譏為白板天子，猶言自署天子，如同無信物根據的板授之官 。程大昌《演繁露》卷一零註：「白板天子，言不得璽，如無告命官也。」白板天子是沒有權威的天子，它的存在，靠若干家士族的支撐。每家士族為了門戶利益，都力圖挾制天子，使其他士族屈從於己。所以東晉天子只有在各家士族門戶地位平衡、利益均沾的條件下才能自存，而要長期保持這種平衡，使之不被破壞，又是十分困難的事。《晉書》卷六《元帝紀》謂「中宗（元帝）失馭強臣，自亡齊斧。」齊斧，受以征伐，象徵權威。實際上，元帝從來就沒有駕馭強臣的「齊斧」，強臣也不允許元帝握有這種「齊斧」。王敦之亂，正是元帝欲用刁協、劉隗為「齊斧」以馭強臣而促成的，其結果是「齊斧」未效，強臣先叛。
雖然如此，東晉政權畢竟還是維持了一個世紀之久。其政局的發展，就是幾家門閥士族勢力由平衡進入不平衡，經過複雜的演化又進入新的平衡。與此相應，東晉政局由穩定到動亂，由動亂回覆新的穩定。每一次這樣的變動，居位的士族就被新的門戶代替。在皇權不振、士族專兵情況沒有改變的條件下，這種循環往複的歷史過程將一直進行下去。平衡的維持，穩定的取得，往往有賴於「處其利而無心者」這樣的強臣。在少數這樣的強臣中，郗鑒 是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人。東晉朝廷得以維持，東晉門閥政治格局得以延續，郗鑒起過很大的作用，關於這一點，治晉史者似乎未曾充分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