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卷九八《王敦傳》：「〔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南史》卷二一史臣論曰：「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
琅邪王氏諸兄弟與晉琅邪王司馬睿，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結成密切關係。王導以他所居司馬睿左右的關鍵地位，艱苦經營，始奠定東晉皇業和琅邪王氏家族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語。王與馬的結合，開啟了東晉百年門閥政治的格局。
東晉初年諸帝，待王導以殊禮，不敢以臣僚視之。《世說新語·寵禮》：「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辭，中宗（元帝）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 元帝對王導，素以「仲父」相尊。成帝給王導手詔，用「惶恐言」、「頓首」、「敬白」；中書作詔則用「敬問」。成帝幸王導宅，拜導妻；王導元正上殿，帝為之興 。
「王與馬共天下」，這並不是時人誇張之詞，而是一種確有實際內容的政治局面。《晉書》卷六《元帝紀》，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兵入石頭，元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於琅邪，以避賢路。」同書卷九八《王敦傳》記元帝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元帝此時不敢以君臣名分責王敦，只得委曲求全，企圖維持與王氏的共安。他請求王敦不要擅行廢立之事，不要破壞「共天下」的局面。如果王敦執意獨吞天下，破壞共安，元帝無以自持，就只有避住琅邪國邪這一條路可走。
徵之歷史，「共天下」之語，古已有之，並不始於兩晉之際的王與馬。《史記》卷八五《呂不韋列傳》，不韋為子楚謀秦王之位，子楚感激，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子楚允諾呂不韋共有秦國，這就是後來子楚得立為庄襄王，並以呂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的緣由。《史記》卷七《項羽本紀》，漢五年劉邦擊楚，諸侯約而不至。張良曰：「楚兵且破，〔韓〕信、〔彭〕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漢書》卷一《高祖紀》記此事，「共分天下」即作「共天下」，師古注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分之。」這就是劉邦發使割陳以東傅海之地與韓信，割睢陽以北至谷城之地與彭越的緣由。
由於時代的推移變化，裂土以「共天下」的情況，西漢以後已經不存在了。「王與馬共天下」，不再是指裂土分封關係，而是指在權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與一般君臣不同的關係。王與馬的這種名器相予、御床與共的關係，發生在東晉創業、元帝壯年繼嗣之時，不是末世權寵禮遇非凡，也不是阿衡幼主僭越名分一類不正常的情況。王導以一代名相處此而當世多不以為非分，這在歷史上是罕見的 。
為什麼江左會出現這種政治局面呢？總的說來，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的產物，而江左政權依賴於士族，則是門閥制度發展的結果。士族高門與晉元帝「共天下」，歸根到底可以從這裡得到解釋。但是這還不能說明為什麼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別的高門士族與晉元帝「共天下」的問題。晉元帝與琅邪王氏之間，尚有其歷史的和地域的特殊原因，使之相互固結，因而形成王與馬的特殊關係。
西晉諸王，或隨例於太康初年就國，在其封國內有一段較長的活動時間；或雖未就國，但與封國有較多的聯繫。他們一般都重視與封國內的士人結交，甚至姻婭相聯，主臣相托 ，形成比較密切的個人和家族關係。東漢守、相例辟屬內士人為掾，此風在西晉時猶有遺留。西晉諸王辟王國人為官之事，史籍所載不乏其例。《華陽國志·後賢志》：常騫，蜀郡江原人，「以選為國王侍郎，出為緜竹令，國王 歸之，復入為郎中令。從王起義有功，封關內侯，遷魏郡太守，加材官將軍……。」案同書《大同志》太康八年（287年） 成都王穎受封四郡，蜀郡在其封內。由此至永寧、太安年間，蜀亂，成都王穎徒封荊州南郡四縣（《晉書》卷一五《地理志》）為止，歷時十餘年之久。所以司馬穎與成都王國士人關係甚多，是可能的。《晉書》卷九零《良吏·杜軫傳》，成都人杜軫，子毗，「成都王穎辟大將軍掾」；軫弟烈，「為成都王穎郎中令」，皆屬此例。《世說新語·賢媛》注引《晉諸公贊》：孫秀，「琅邪人。初，趙王倫封琅邪，秀給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徒戶為趙人，用為侍郎。」孫秀於趙王倫篡位後為中書令，政皆決之。《世說新語·讎隙》注引王隱《晉書》以及今本《晉書》卷五九《趙王倫傳》皆著其事迹，更是顯例。《晉書》卷五四《陸機傳》、《陸雲傳》，機、雲兄弟，吳郡人，吳王晏出鎮淮南，先後辟機、雲兄弟為王國郎中令。《抱朴子·自序》丹陽葛洪，父為吳王晏郎中令，而丹陽亦吳王所食三郡之一。此皆王國辟屬內士人之例。依成都國、琅邪國、趙國、吳國諸例推之，司馬睿一系之琅邪王與琅邪國內士人交往，因而形成比較牢固的歷史關係，是當然之事。
諸王所辟或所與交遊的王國士人，如果出於國內著姓士族，其關係可能更為不同。司馬睿之祖司馬伷於西晉平吳之前徙封琅邪王，其時琅邪國內最顯門第，當數臨沂王氏。據《晉書》卷三三《王祥傳》，琅邪臨沂王祥於曹魏黃初年間為徐州別駕，討破利城兵變，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北堂書鈔》卷七三引王隱《晉書》，謂王祥「以州之股肱，糾合義眾」，可證王祥有宗族鄉黨勢力可資憑藉。自此以後，王祥位望日隆，歷居魏、晉三公之職，王氏宗族繁衍，名士輩出。像琅邪王氏那樣業已顯赫的家族，本不待琅邪王的辟舉以光門戶；而琅邪王欲善接國人以廣聲譽，卻特別要與琅邪王氏結交。司馬伷（死於太康四年，283年）、司馬覲（死於太熙元年，290年）以及司馬睿三代相繼為琅邪王，與琅邪王氏家族交好聯姻，前後曆數十年之久。所以王氏兄弟與晉元帝司馬睿在述及王、馬關係時，總說是朋友之情、手足之誼。例如王導與晉元帝「契同友執」 ，「有布衣之好」 ；晉元帝曾對王敦說：「吾與卿及茂弘（王導）當管鮑之交」 ；王廙是晉元帝姨兄弟，他在疏中說：元帝與他「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 。除王氏以外，琅邪國內其它士族如諸葛氏、顏氏以及各色人才，司馬睿亦廣為結交，以盡其用。當司馬睿過江為鎮東將軍時，《晉書》卷七七《諸葛恢傳》謂「於時王氏為將軍，而恢兄弟及顏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用一國之才。」 「一國」，琅邪國也。
王、馬關係固然有個人情誼為紐帶，但又不僅如此，它更是一種以家族集團利益為基礎的長期發展起來的相互為用的政治關係。如果家族集團利益發生矛盾，個人情誼一般就不起什麼作用了。所以當西京覆沒，元帝將立時，王敦居然「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 ；明帝初立時，「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 。元帝憚王氏家族大強，也圖用親信以抑王氏。當王氏家族極力抗拒此舉，甚至王敦以清君側為名起兵叛亂時，以恭謹見稱的王導實際上也站在王敦一邊。所以「共天下」云云，並不是王與馬平衡的穩定的結合，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環境下出現，又依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政治現象。當王氏家族認為有必要又有可能廢立或自代時，「王與馬共天下」的平衡局面就會有破裂的可能。當王氏家族的權勢盛極而衰時，別的家族也可以起而代替王氏居於與司馬氏「共天下」的地位。
南宋陳亮有感於晉宋偏安，如出一轍，山河破碎，弔古傷今，在所作《念奴嬌·登多景樓》一闋中發問慨嘆：「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門閥政治，也就是「門戶私計」的政治，嚴格說來，只限於東晉，孫吳時還沒有，南朝時又成過去，「六朝」云云，是陳亮誤解之詞。而東晉一朝的門閥政治，則是貫徹始終，發其端者，是琅邪王氏。
琅邪王氏王導、王敦兄弟與司馬氏「共天下」，開創了東晉門閥政治的格局，建立了祭則司馬、政在士族的政權模式，維持了一個世紀之久。詮釋兩晉之際的王、馬關係，探索其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是理解東晉一朝門閥政治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