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勤的話：從小一定要養成獨立的能力。獨立要不多不少，恰到好處。缺少獨立，就會形成依賴的慣性，沒有自主的思考而過分獨立，則可能會導向偏執或自負。
1966年，年輕的新中國開始了長達十年的非常年代。
張亞勤對於五歲以前的記憶是模糊的，在山西大學附中教書的父親極少在他身邊，「父愛」是一個陌生的辭彙，甚至連父親的長相他也沒什麼印象。年幼的孩子還不知道「五歲喪父」意味著什麼，但那種缺憾，敏感的他卻是能隱隱感受到的。看到別的孩子被父親呵斥，他明白自己和別人的不同，自己的家庭和其他小朋友的也不一樣。儘管「文革」過後，張亞勤的父親被平反了，但生命中的缺憾卻是永遠無法改變的了。
多年以後，有了自己的孩子，看著一對兒女在自己和太太的庇護下快樂健康地長大，張亞勤自己也意識到了一直在心中積蓄的那種父親情結：「我的女兒如果沒有我，肯定不行。這個時候我才想到，假如當初父親在的話，我的童年可能會不一樣。」
亞勤與母親
慶幸的是，張亞勤有一位不同尋常的母親，這位早年曾留學蘇聯的母親堅強勇敢，樂觀積極，在風雨飄搖的政治風暴中，在家庭和自身都承受著巨大的悲痛和壓力的時候，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教育兒子。在同齡的孩子還圍著父母腳邊轉的時候，母親就放手讓亞勤去處理自己的事情；在亞勤因為一點成績開始驕傲自滿的時候，母親及時提點，鞭策兒子繼續努力。她的胸懷和眼光，在亞勤成長的各個階段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包括亞勤後來的跳級、提前參加高考進入少年班，以及出國留學等等，都受益於母親很早就開始的對他獨立和堅韌精神的培養。
從3歲起，寄居在親戚家的張亞勤就開始學習給母親寫信，這是他和母親交流的重要方式。最開始信封是別人代寫，信是自己寫。母親的回信總是先表揚，然後在末尾把來信中的錯別字一一糾正。到了亞勤5歲，忙於工作的母親無法照顧兒子，就打算讓他上學。「文革」時期的太原很亂，大街上隨時都會上演「武鬥」，學校風氣也不好，於是，他被送回了姥姥家。
5歲的張亞勤在相對安穩的晉南小城—運城開始了自己的校園生活。在那裡，姥姥帶著他度過了三年相對平靜、安穩、令張亞勤至今回想起來都還覺得很溫暖的日子，而姥姥也是母親之外對他幼年成長影響最大的人。
「我3歲能識字就是因為姥姥。她是那個時代少有的有文化的女性，能識字，會算賬，這使得她比同齡女性更為開明。她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只要是知識，什麼都可以去學』。這句話培養了我的學習能力，使我受益終生。」
很小的時候，姥姥就開始給小亞勤買大量小人書。最早是姥姥一邊陪他看一邊給他講，後來就不再給他講了，「想看就自己認字，你自己認識字就不用別人給你講了。」有了看故事的動力，剛剛3歲的張亞勤就開始學認字。很快他就認識了小人書中出現的大部分生字，能自己讀懂《水滸》、《西遊記》，還把家裡的書差不多都看了一遍。
這個時候，儘管還沒有因為12歲上大學而被冠以「神童」的名頭，但張亞勤過目不忘的本事已經讓他成為了當地的小名人：拿一份報紙，張亞勤只要看幾分鐘，基本就能像電影回放一樣一字不差地通篇背出來。張亞勤稱之為「拍照式記憶」。因為這頁報紙在他腦子裡不是一個個各自獨立的字元或段落，而是像存在腦子裡的一幅圖像，他要做的只不過是按照腦子裡的這幅圖像「說出」上面的內容，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天才」。
張亞勤9歲時小學畢業，太原市舉行了一場演出活動，他被選去說相聲。如今，他已經不記得相聲的具體內容了，只記得自己當時沒花多少工夫就記住了大段的相聲台詞，當他一句不差、聲情並茂地表演完後，台下掌聲雷動，觀眾都被這個9歲的小天才鎮住了。當地的報紙專門報道了這件事，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這個叫「張亞勤」的孩子有過目不忘的天賦。
這一切都源於和姥姥一起度過的那段啟蒙期。每當夜色深沉，就是祖孫倆最安逸的時刻。姥姥在燈下做針線，小亞勤把他白天看到的故事講給姥姥聽。一老一小，一動一靜，這是亞勤記憶中很溫馨的一個場景。不僅如此，姥姥還找來唐詩、小學語文課本等更難一些的內容給他看，每次他都能倒背如流。姥姥的鼓勵、自己能夠隨心所欲看各種書成了張亞勤更加努力的動力。看到了孫子的潛力，老人又開始加碼：「不要跟著學校的課本走，要跟著自己的需要走。學了加減，覺得不夠用了，就學乘除，不用管它是幾年級的課程！」這種自小培養起來的「自主式」學習方式一直伴隨他後來的人生，即使多年以後到了美國，一頭撞進高度自由化、自主化的美國研究生教育體系，張亞勤很快就完成了自我調整，在這種教學制度下遊刃有餘，令見過無數天才的美國教授都為之驚詫。
如果說神童們在智力的起跑線上是一樣的，那麼最終能夠到達彼岸的，一定是那些能夠駕馭自己超常智慧的真正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