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天氣十分炎熱，我們一下飛機就忙著脫掉棉衣，七歪八倒地坐在跑道邊上，無暇顧及其它。直到一個戴著德式軟軍帽的中國兵，跑來對我們說：「你們已經到印度了，就在這兒等汽車來接！」大伙兒才反應過來目的地已到了。
當晚步行了90多里到了新津機場，又從新津乘美國運輸機（我們叫「抱雞婆」，一架能裝四五十人）到昆明陸良機場，再由昆明到阿撒米省。
我真正同美國士兵有了更深的接觸，是在調到總指揮部工作之後。總指揮部設在離史迪威公路不遠，到雷多小鎮還有二三十公里的原始森林中間，除了軍隊幾乎沒有老百姓。我們的任務主要是保衛總指揮部、公路巡邏、橋樑保衛、檢查過往車輛等。美軍和中國軍隊各有兩三百人，每天搭配著出任務。除了在一起工作，下班之後，我們還在一起相互交談、學習語言、邀著打獵等等。還記得有一個中文名叫歐水的下士，曾在晚飯過後，拿著一個筆記本找我。他用中文對我說：「你能教我唱歌嗎？」我上下仔細打量了他一番，問：「什麼歌？」歐水遞過筆記本來，翻開一看，原來是《義勇軍進行曲》。我笑了笑說：「行，這歌我們這兒誰都會唱！」此後，他就時常來找我，等學會了那首歌，我們也成了好朋友。交談中，他提到，他曾拜一位華僑為師，是一個十分了解和熱愛中國的人。
發槍的日子是在軍訓的第二天，每個人一枝美國步槍，10發子彈。一個班發給一枝湯姆森衝鋒槍。發槍的時候，大家興奮異常，拿到槍立馬覺著自己特別牛。當時日本鬼子用的是三八式大蓋槍和輕機槍。三八式大蓋完全是手動式，一次只能裝5發子彈，推一次打一發；而美國步槍是半自動式的，一次能裝8發子彈，子彈上膛後只需打就行，不用推。日本輕機槍在世界上都很有名氣，它的彈匣上有個漏斗式的容器，打時只需用手將子彈抓進去，子彈就能通過漏斗直接上膛，只管打就行了。但它體積大，很重，一般只能架在地上打。而且因為是直接將子彈抓進去的，所以一把子彈里，一旦有一粒的方向不對（本來應該彈頭朝前，卻不小心弄成彈頭向後），就會引起卡殼。而湯姆森衝鋒槍則不同，它比較輕且是全自動式的，還分快慢機，有一次裝20發子彈的也有裝30發的。使用快機時，裝上彈匣，只管扣住板機，子彈就自動打出去，直到打完為止；使用慢機時，則打一發是一發，十分方便。但我當的是憲兵，沒有上過前線，也沒機會用這些先進的武器打擊日本人，實在可惜。
我看見從旁邊走來五六個美國人，穿著美軍軍服，同我們中國兵一樣的草黃色軍用皮靴。早在華西壩我就見過英國人和美國人，都是高大、帥氣，身體很壯的樣子。那時對空軍的印象特別深刻，他們穿著咖啡色的飛行夾克，背上都有白底黑字兩排漢字：「洋人來華助戰，軍民一體救護！」印象中他們也很熱情。我正尋思著是否要同老美打招呼，一個1米80左右的下士走到我們面前「ge money！」（換錢！）我愣了一愣，就在這會兒一個1米50上下的矮個子擠到美國人跟前，嘰哩咕嚕地和他講開了。美國人極度驚詫，好一會兒才回過神來。那矮個子的樣子十分狼狽，打著赤腳，穿著汗衫，頭髮又亂又臟，仰著頭同老美對話。經過他的翻譯，才知道美國人是要同我們換法幣。這時有人感嘆道：「幸好有陳發光這個川大外文系的高才生在！」我剛到印度的時候，感覺出美國人不是很喜歡中國兵。這也難怪，我們剛到印度時，又臟又臭又餓，實在不像文明人的樣子，也根本看不出是些有文化的學生。有些美國人光看到表面現象，就以為我們和那些強征來的壯丁兵是一樣的。所以也不常和我們說話，認為我們根本聽不懂英語。但美國人很開通，只要你有才能，他們是十分尊敬你的；而且也十分好學，他們學習中文很刻苦。彼此了解之後，就有好多美國大兵來向我們請教中文。那個其貌不揚的陳發光就曾教過好多美國「學生」。
同樣的，我們也向美國人學習，比如英語，比如生活……美國人對生活品質的要求很高，記得剛到咚不咚馬的駐印軍招待所，就要我們將所帶東西和身上的衣物全扔進幾個1米多深、10多平米大的火坑裡燒掉。清潔之後發給的東西有一大堆，光是衣服就有襯衫、汗衫和外出服三個品種，除了衣褲鞋襪帽之外，還有頭罩、毛毯、旅行袋等東西。在招待所住的那十幾天里，平均每天分配給每個班（一班12個人）的食物單是牛肉和蔬菜的罐頭就有五六個，每一個都有好幾斤重，而分的米是鐵定吃不完的。
未到部隊之前，我們都聽過一些軍隊里的傳言，什麼打板子、關禁閉呀，什麼等級森嚴等等。但在雷多，第一天軍訓集合的時候，我就覺著這參軍真是對了。營長是一個上海人，1米70左右，戴著漂亮的金絲眼鏡，斯斯文文的像個學者，中校軍銜，名叫高瘦影。他對我們說：「親愛的同學們，你們投筆從戎，滿腔熱血，到印度來打擊日寇，我們十分歡迎。你們都是學生，我知道，你們對部隊的感覺是不好的。但是我這個地方不一樣，首先，我們廢除體罰。你們有什麼事可以直接來找我，有啥問題我辦得到的，一定給你們辦到！我們這裡絕對民主！」話音剛落，滿場掌聲震耳欲聾。後來他也果真說到做到，沒有食言。
我最要好的美國朋友是一名上等兵，可惜我已記不住他的名字，只知道他20多歲，是在當警衛站崗的時候認識的，熟識了便常在一起玩。記得第一次和他見面，是在一個上午，站崗實在無聊便聊起天來。他中文不行，我英文也十分糟糕。不知怎麼談到憲兵，我便說：「Military police」（重音在前）他愣了一下，問到：「What？」我又說了兩三遍，他還是不懂！我指指他，又指指我自己，他還是擺擺手。我指指我們的臂章，他還是搖搖頭。最後，他見我很著急，拍了拍我的肩膀說：「 you spell it？」（你能把它拼出來嗎？）我看著他的眼睛，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認真拼了出來。他笑了：「Military police！」糾正了好幾次，我才讀正確，我現在的英語發音還算標準，全得益於耐心且友好的美籍教師們。
雖然沒機會上前線，但我也曾因受傷住過院，還與美籍護士有過一段難以忘懷的交往。1945年2月，我16歲，在關押違紀軍人的禁閉室工作。由於住在野外，照明等用電全靠自給自足。靠水來冷卻的發電機，需要不時換水。一天晚上8點過後，吃過晚飯，我去換水，卻沒戴皮手套和頭罩，結果水蒸氣衝出來，將我的右手和臉部給燙傷了。那時中國兵進醫院須得美國聯絡官開介紹信才行。但美軍沒同我們住在一起，天色已晚，美籍聯絡官早已回美軍營地去了。連長許煜是個老兵，有些經驗，就忙著要人去炊事班找醬油。也是不巧，剛好醬油沒了。我就這樣躺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上午8點聯絡官到了，才開條讓人送我過去。一拿到條，許煜上尉就趕忙開了一輛吉普車，送我到最近的野戰醫院——美國陸軍14醫院。到了醫院門口，背了枝卡賓槍的美國衛兵拿了條進去叫出了兩個中國兵。連長扶我下車對我叮囑道：「你好生在這兒養病，好了之後快點兒回來！」我那時根本痛麻木了，只向他點了點頭。那兩名中國兵見狀要上前扶我上擔架，我死活不肯，倔強地喊著：「我能走！」那時總覺著好好的人上擔架不是一件光榮的事，但他們卻不肯放手，說：「不行，規矩是這樣的！」不由分說把我抬進了手術室放到手術台上，馬上就有兩名美國軍醫上前來詢問我的病情。他們都穿著軍裝，外面罩著白大褂，戴著船形帽。胖的是個少校，30來歲；瘦的比較高，大概1米70左右，似乎是胖醫生的助手。他們問得十分仔細，問完之後就配了葯給我包上。一張臉就只留兩隻眼睛、一個鼻子和一張嘴巴裸露在外頭，好像戴了張面具一樣。然後我被送進了中國兵的病房（當時中、美病房是分開的，美軍用的是鋼絲床，中國兵用的是木床），輸了4瓶血清。50多年過去了，至今我還對美籍軍醫記憶猶新，他們的認真負責，他們的細心都在我心裡打下了深深的印記。我被送進病房後是被綁在床上的，後來有人告訴我，那是怕我因為痛亂動，弄壞了傷口。現在我臉上根本看不出有被燙過的痕迹，所以十分感謝那兩位美國軍醫。一個禮拜之後，我已拆了紗布，蛻掉了死皮，長出了新皮，但醫生還是不肯批准我出院，堅持要我待到完全康復之後。
拆紗布後的第二天早上，早飯後不久，美國護士就來查房了。當時野戰醫院所收的基本上都是前線回來的戰士。有些人為了打日本鬼子，傷剛好就回部隊，醫生不放，便偷跑回去。也有悶得發慌，聚眾賭博的。因此護士一天要查好幾次房。那護士身高1米70左右，藍藍的大眼睛、長長的睫毛，雖然臉上有些雀斑，但絲毫不影響她的美麗。她看到了我覺得奇怪，因為那時我個子尚未長高，很是瘦小。看她驚詫的樣子，我向她做了個手勢：「How are you！」（你好啊！）她笑了一笑朝我走了過來，整個人是筆挺的，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