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計畫生育政策後，中國很多老百姓只有一個孩子，對於他們來說，在對孩子的教育上，只能成功不能失敗。而這關乎中國教育價值觀系統的改善，是老百姓自己不能完成的。我自己就是辦教育的，我覺得如果教育做不好的話，對國家的未來將產生重大的傷害，教育的好壞關係到中國未來幾十年的發展，甚至關乎民族生存。
——2007年，俞敏洪接受《新快報》記者採訪時如是說
俞敏洪曾因得肺結核病住院而休學一年，所以他在北大讀了5年才拿下學士學位。從醫院回到大學寢室時，他敏感地發現室友們都以狐疑的眼光看自己。儘管已經康復出院，同學們還是不敢和一個曾經的肺結核病人住在一起。
萬般無奈之下，俞敏洪只好搬離北大，在北大讀書的最後兩年，他住在北五環附近一個叫六郎庄的地方，借宿在當地一戶農民家裡。那對農民夫婦家中光景還好，因為他們經常在頤和園門口販賣膠捲，有著比較穩定的收入來源。
住在那戶農民家裡的俞敏洪並沒有支付房租，他用自己的知識和農民作了一次平等交換。農民家有一個小孩兒，上小學二年級，成績很差。俞敏洪對農民夫婦說：「我來給你們的孩子當家教，我有信心把他的成績提高到全班前10名。如果我真的把你家小孩的成績提高到了班裡前10名，希望你們免除我的房租。你們覺得可以嗎？」
農民夫婦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同意了，俞敏洪做起了不拿工資的家教。他一邊做家教，一邊讀外國名著修身養性，包括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百年孤獨》和法國作家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等。俞敏洪教了那個小孩兩年多時間，小孩的成績突飛猛進，從班級倒數幾名衝到了全班前5名。兩年時間很快過去，俞敏洪畢業留校當老師後，北大給他分配了一間宿舍。俞敏洪搬回北大之時，農民夫婦依依不捨，懇切地希望他能繼續給小孩做家教，他們願意支付工資。
俞敏洪也很喜歡那個小孩，所以爽快地答應了：「以後每個星期六你們把孩子送到我的宿舍就行，我負責繼續教他。」
農民夫婦繼續在頤和園門口賣膠捲，偶爾也把孩子送到俞敏洪那裡去上課，但堅持了幾次就再沒送孩子過去。
後來，有一次俞敏洪去頤和園遊玩。在頤和園門口，他看到一個十多歲的小孩在叫賣膠捲，沒錯，正是他之前教過的那個。眼前這一幕，讓俞敏洪感傷了許久。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言，「人生為一大事而來」。教育即是培育下一代之最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