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繼勛說道：「以臣之見，我海東當然不能南下。原因有三。
「一則，我海東目前之大敵，乃是察罕，而非浙西。此之為私。二來，且主公才從浙西借糧，方從哲與士誠言道：『設若浙西有事，只需士誠單騎匹馬、遣派一使者來我海東，則主公必無有不應。』是『信誓旦旦』。豈有剛剛許諾、即陡然反悔之理？此之為公。
「是無論從公從私，我海東都是絕對不可以南下的。
「又且，我海東目前之首要大敵，既為察罕；好容易方從哲說服了士誠，說動了他與我交好，現在我海東若再奉旨去打他，則是斷我一友，而豎我一敵。徐州堅城，即便我軍去攻，能否打下，還是兩可之說。萬一，再又設若我軍久攻不下，而士誠發兵來援。則我軍前有士誠、後有察罕，下場如何？前途會是如何？不需臣多講，想必主公也心中有數。
「此一條，則又是為從道理來講，我軍亦然不可南下。」
先從私，再從公，然後又從道理。三條理由，把海東絕對不可南下的原因闡述的清清楚楚。吳鶴年拈著鬍子，皺著眉頭，說道：「洪先生所言，確為正理。奈何劉十九此來，我海東該如何應付？」
適才，吳鶴年把劉十九此次前來益都之本意與目的，以及若是鄧舍果真拒絕南下，他可能會因此而採取的種種後手，也都分析得非常透徹了。劉十九秉承安豐朝廷旨意，殫精極慮地想要迫使海東南下；而按照洪繼勛的分析，海東卻又堅決不能南下。矛盾就出來了。該如何解決？
洪繼勛瞧了瞧堂上諸臣，說道：「要想應付，其實倒也簡單。」總結吳鶴年的分析，說道，「究竟劉十九之手段，說到底，無非兩個字、一個詞，——『名分』，或者可稱之為『大義』。朝廷令我出軍南下，我若不肯，則棣州田豐、還有山東諸將，便可能因此生疑。生疑者為何？表面上是疑我不忠。而說白了，『忠』與『不忠』只是一個借口。
「『名分』與『大義』誰都可以用。漢末之曹操，託名為漢相，實其為漢賊。蜀國之劉備，自視以皇裔，割據川中，口口聲聲是為『復興漢室，討伐奸賊』，而其果然就是為了『復興漢室』么？究其行為，與曹操何異？此兩人者，皆是託名與『大義』，而實際上所行者，全是『奸雄』之事。『名分』與『大義』是什麼東西？一句口號罷了。
「田豐疑我者，山東諸將疑我者，就像吳大人剛才所說的，我若不肯南下，就便有可能會給劉十九從中上下其手、挑撥我山東內部不和的機會。但是，田豐、並及山東諸將，難道說，他們就是忠誠安豐的么？正如曹操、劉備，名義上所爭者是為『大義』，其實所欲者，是為天下！
「諸公皆英傑，主公更是不世出的英雄。想必諸位對此，都是心知肚明的。既然道理如此，那麼如何應付此事？很簡單，彼劉十九想爭『名分』，則我海東亦然可以先從『大義』入手。只要我海東佔據了『大義』，則南下、不南下，還不就是主公說了算么？」
「師出有名」。名分與大義，這個東西看起來很虛，而要想爭奪天下、逐鹿中原，卻又萬萬不可沒有。
安豐朝廷為什麼有「大義」？原因有兩條，其一，韓山童、劉福通是首倡起事者，先在北方建立了宋政權，開花結果，散枝落葉，影響遍及黃河兩岸，遠出塞外，西至陝西，南到金陵，可以說，如今北國半壁的江山，凡是起事反元的，幾乎所有的義軍打的全都是「大宋」的旗號。
下到民間，尋個鄉野百姓一問：「現今反元者何人？」無論婦孺，乃至老邁，萬口一辭，十個人中至少得有九個半，回答的都是一個字：「宋。」這就是「大義」，人心所向。多半的老百姓都已經把宋政權當作了反元的一個標誌。插旗所至，影從者無數。察罕為何先取汴梁，再取山東？「擒賊先擒王」者是也。便就算元廷，也是把宋政權當作最大之敵人的。
山東諸將不用多說，便連海東舊軍、諸將，其中有很多人原本的出身，不也就都是遼陽紅巾么？朝廷有旨，不遵，說不過去。這就是宋政權擁有「大義」的第一個原因。
其二，再從「宋」政權的國號來說。與洪繼勛方才所講的曹操、劉備兩人何其相似！只不過，曹操、劉備所託的，乃是為漢室之名；而韓山童、劉福通所假託者，是為宋室之名。韓山童自稱宋徽宗八世孫，劉福通自稱前宋名將劉光世之後。宋政權所以握有「大義」與「名分」，這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名正則言順」。
又如秦漢之際，陳勝吳廣起義，便連陳勝、吳廣這樣的草莽，也都知道打起前楚國的旗號。號為「張楚」。項梁、項羽起事，即有謀士范增前來為其出謀劃策，說陳勝、吳廣所以失敗，是因為雖號稱「張楚」，卻沒有立楚王之後。楚懷王入秦不還，楚人哀之至今。因此諫言他們立楚懷王之孫為王，以為「名分」的號召。項梁、項羽本即為楚國名將項燕之後，即從之。從而最終號令諸侯，成就了項羽「西楚霸王」的威名。
如今的形勢與秦漢之際，又有何等驚人的相似。
蒙元立國之時間，若較之秦朝，儘管其綿延之年數，國存之時間，確實是多出來了幾十年。但是，宋亡至今也不過只有百年，雖然說自古沒有亡國百年還能再復國的，但是對老百姓們來說，他們認可。
提起前宋，那就是漢人的政權。若是再配上紅巾軍的口號：「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用前宋之國號，滅當今之蒙元，這不就名正言順了么？也所以，宋政權在民間的影響能有如此之大。
安豐朝廷既有「大義」，海東若是執意不肯聽旨。恃一時之強軍，固然或可自保於無恙。鄧舍若是只有割據之志，但行無妨；設若他有問鼎天下之雄心，則就不可不細細思量。
聽了洪繼勛的話，鄧舍不由失笑，堂下諸臣皆是竊竊私語。鄧舍放目看去，不少人面現不忿。讀書人講究「名分」，講究「大義」。
蒙元建國多少年，天下秀才還在因蒙元與前宋的「正統」地位，何為「正統」，何不為「正統」而爭執不休。直到脫脫為相，才算拍板決定。蒙元與前宋各為「正統」。由此也可見，「名分」與「大義」在讀書人的心目中，佔據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何為「亂臣賊子」？沒有「名分」，沒有「大義」的就是「亂臣賊子」。
而洪繼勛幾句話，卻把「名分」與「大義」形容的這般不堪，將其所蘊含的崇高與正義性之一面，徹底地給剝離了下來，完全將之視為了一種可以利用的工具，徹頭徹尾地充滿了功利主義的色彩。不少的臣子都是聞言大怒。只是畏懼洪繼勛的權勢，敢怒不敢言。
不過，洪繼勛的話，卻是正合了鄧舍的心思。
他只當沒看見諸臣的發怒，徐徐說道：「君為上，臣子為下。安豐在上，海東為下。朝廷既有聖旨，我海東自當遵從。若不遵從，當然便沒有『名分』，失去了『大義』。洪先生，以你所言，倒似乎我海東不用南下，也可以握有『大義』。此話何意？我實在不解。願聞其詳。」
洪繼勛對諸臣的憤怒也是只當不見，再有帶著輕蔑似的的眼光，掃視了一圈堂上，心中想道：「腐儒一群！」給鄧舍行了一禮，姿態自若，侃侃言道，「『名分』與『大義』者，正如臣所言，固然是人人可用的一件東西。但是，主公若心存壯志、腹有雄圖，則此兩物，卻也不可輕易丟棄。若輕言之、輕為之，主動將之放棄的話，則便可謂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是以，臣言道，既劉十九欲用『名分』來為武器，則我海東便也大可先下手為強，首先搶佔住了『大義』，讓他啞口無言！
「至若如何搶佔『大義』？臣見堂上諸公，似多有對臣之所言不以為然者。臣大膽，先請主公屏退諸臣，然後，臣才可以一一與主公細講。」
終有一人，按捺不住，跳出來，氣惱的滿面通紅，幾乎怒髮衝冠，激動的渾身發抖，兩手揪著衣襟，險些把衣襟拽爛。憤怒到什麼程度？連給鄧舍行禮都顧不上了，三兩步竄至洪繼勛身前，抬起手臂，戟指痛斥，說道：「大人位居宰執之位，不思以正言來引導主公，反用一派歪理邪說，大言炎炎，來誘使主公犯錯。洪大人，你也是讀聖賢書出來的，試問你，公理道義何在？滿口邪說、只為功利，則大義何存？你的正氣何在？洪大人，你且收口，不再說了便罷！設若是你仍執迷不悟，對主公行如此罔顧正氣之說辭，哇呀呀，……，那你且便小心，俺可要噴你了！」
說話者誰人？方補真。
鄧舍把他從海東調了來，指派其巡撫益都各地。他這是才來益都未久，還沒開始正式地下去諸府縣巡撫。所以，此次的議事，也有前來參加。但見他大怒之下，聲高震耳，奮臂揮指，禮儀全無。說起話來，唾沫四濺。洪繼勛蹙眉，稍稍往後退了一步，取出潔白的手帕，微微擦了擦臉。對方補真怒火上來時的脾氣，他也是早有領教的。
當下，他也不與方補真多說，只對鄧舍言道：「方大人官居行台御史中丞，二品大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