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好古辦事挺麻利，鄧舍叫他想幾個重塑士風的辦法出來，他的條呈這就送上來了。諸臣觀看罷了，或者贊成、或者反對，意見紛紛。總體來說，贊成的佔了絕大多數。
這「重塑士風」，不是一朝一夕就可搞定的。便好比每有地方官到一個地方任職，首要之任務便是「敦風俗」。何為「敦風俗」？有的地方「風俗薄」，人皆逐利，不講道德，不忠不孝，地方官就需得要採取種種的措施，把這種風氣扭轉，使得人人安居樂業、人人向善，從而也就使得風俗亦「由薄轉厚」了。「敦風俗」，功在當代，利在地方，功莫大焉。
而「重塑士風」，也是一樣的道理。主要便是扭轉社會上的不良風氣，培養讀書人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讓讀書人明白聖人之道，知道廉恥，明白禮儀，要有讀書人的風骨。這樣的一種扭轉，是沒用捷徑可走的，猶如春雨入夜，潤物無聲。非得有長時間的堅持不可。上則需鄧舍以身作則，中則要群臣以為表率，下則更得在民間百姓中大力提倡。
雖然不可以一蹴而就，雖然「重塑士風」聽起來玄之又玄，但是卻也並非就毫無對策。姚好古提出了三個辦法，算是在短時間內可以實行的。
頭一條，群臣都是深表贊成的。
姚好古言辭懇切，要求鄧舍以身作則，雖不敢明白地要求「刑不上大夫」，但是至少要把蒙元的一些弊政盡數廢除。比如：當庭杖責大臣。
一個不滿意，就拔了大臣的褲子，大殿之上，眾目睽睽之下挨棍子。這太侮辱人了。欺辱過甚。主君就不尊敬大臣，將大臣視若家奴，不給大臣以獨立的人格，又怎能再去要求大臣表現風骨？
這一條是從鄧舍的層面上來講。
次一條，姚好古提出，蒙元八十年不開科舉，讀書人「干祿無階、入仕無路」。近代以來，雖然如今的元主因見天下大亂，聽從了脫脫的意見，又重開了科舉，但是對南人、漢人的鄙視還是很明顯的，專門給蒙古人、色目人立一榜，稱之為「右榜」；漢人、南人為一榜，稱之為「左榜」。
蒙人以右為尊，「右榜」的地位高出「左榜」。考上之後，分派官職，「右榜」所得的職位自然因此也要遠遠比「左榜」為高。
須知，想那蒙古、色目人，本為異族，讀漢書、學漢字，做漢人文章，縱然天賦奇才，又怎能與漢人的秀才相比？蒙元的統治者當然知道這個問題，也所以，定下的制度：「右榜」只考兩場，題目較為容易。「左榜」倒需得考三場，題目反而艱深。蒙古、色目人稍微讀些文書，即可搖身一變，成為「右榜」狀元。對兩個榜單的考試已經夠不公平了。即便如此，「左榜」的狀元，也常常不給漢人，亦由蒙古、色目人來當選。
更別說，兩個榜單分別限定的還有錄取之人數。
漢人讀書的人有多少？考一次科舉，擠破了頭，成千上萬人去爭那一個名額，難度有多大？千軍萬馬爭過獨木橋。縱使僥倖考上了，臨到分配，卻也得不來多大的官。王宗哲連中三元，到最紅分配給他的也只不過是個八品的小官。
蒙古、色目人不讀書，有個大根腳，年未弱冠便官至朱紫。漢人秀才十年寒窗，沒科舉的時候無人問，有了科舉也難以考上，考上也沒甚用處，得不來高官顯爵，反因為讀書而弄的家計蕭條。試問：讀書又還有何用？
蒙元既八十年不開科舉，開了科舉考上的可能性又極其渺茫。讀書人為謀飯食，多有折節，只好低聲下氣地去做「吏」。
因為蒙元的制度，做「吏」做的好了，也還是有機會受到拔擢，成為「官」的。可是，如果打算從「吏」而入流，就算升遷快的，最起碼也要經過二百一十個月，也即七年半的苦熬，才能勉強入流。入流，始得九品小官。再以後的拔擢升遷，卻是就會更加的難之有難。
我漢人秀才，讀聖人書，習聖人道。學不得其用，才能得賞識。「四民之首」，被「混為編氓」，屈在薄吏、沉鬱下僚。「白衣卿相」，尊嚴何存？
為吏的還好，又有更多的讀書人，因為沒有上進的途徑，為了口飯吃，竟淪為與醫卜星相、倡優女子為伍，日以說書為業，或則編寫雜劇。「士失其業」，「世者嗤之」。讀書破萬卷，有巨筆如椽，本該致君堯舜。奈何時不暢，做白屋窮民，成梨園領袖。民間云：「九儒十丐。」誠哉斯言！
風氣如此，「士風」何存！
姚好古請鄧舍，上表安豐，奏請大開科舉，為讀書人開進階之道。只有先給了讀書人入仕的希望，重新把讀書人該有的地位還給他們，然後才能培養他們的尊嚴，從而以此來扭轉風氣。
這一條，群臣有爭論。
有些人以為，就算上表給了安豐，兵荒馬亂的，安豐自保不及，明知道即使推行了這一政策，實際上也是對海東有利，放而言之，對金陵朱元璋或許也會有利，而對安豐卻是半點利處也無。小明王、劉福通對此不一定會感興趣。因此，要想得到安豐的同意，可能性未免不大。
可是姚好古的提議確實也言之有理。諸臣多都是讀書人，誰不想重開科舉？這是光耀讀書人的一個王道之舉。那麼，該怎麼辦呢？就有人提議，乾脆繞過安豐，由鄧舍直接在海東推行就是了。可如果這麼做，又未免有僭越的嫌疑。哪兒有為人臣子者，繞開朝廷，自己去開辦科舉的？
有人便就提了個建議，說道：「我海東雖已得高麗，並將之舊有的疆域劃分為了朝鮮與南韓兩個分省，但是，高麗王祺還在。何不以他的名義，在南韓分省試行科舉制度呢？」
又有人反對，說道：「王祺，傀儡而已。淡化他的存在還來不及，反更以他的名義去開辦科舉？是想壯大他的聲勢么？是想動搖南韓的安穩么？彼輩心存異志之徒，必定會聞訊蜂起，群起而來應試。到時候，是錄取他們還是不錄取他們？如果錄取了他們，滿朝上下皆是麗人，地方府縣也皆是麗人。這海東到底是我漢人的，抑或是他高麗人的？慶千興倡議為麗卒立衙軍事尚不可行，何況此事？必亂我政。此議真是大謬！」
鄧舍拍板決定，說道：「以王祺名義開科舉，斷不可行。姚先生此策，也不可不行。先上表安豐，試探一下主公的口吻。然後再議。」
這一條，是從整體的社會層面上來說。
接著再看姚好古的第三條。
先鄧舍以身作則，然後給讀書人尊嚴，最後就需要用些手段，使得讀書人明廉恥了。請鄧舍仿前朝的制度，在各地廣立祠、亭。
祠廟者，立兩個。一個「鄉賢祠」，一個「正氣祠」。亭者，立一個。可取名為「貪亭」。
「鄉賢祠」，專錄本鄉人，分為前後兩進。前邊的堂中，錄未曾入仕而在本鄉有賢名者。後邊的堂中，則錄入仕而且有賢名的本鄉名宦。不但可錄文人，也可錄武人。文左武右，分為兩邊。
「正氣祠」，則是專門錄選為官本地而有名望、清正廉潔的官員。
「貪亭」，則便立在「正氣祠」的外邊。在亭中豎立「戒碑」兩塊，前邊的一塊，刻本地人為官而貪腐者的姓名，並及家住何處，祖宗何人。後邊一塊，刻為官本地而貪腐者的姓名，並及家住何處，祖宗何人。
姚好古在條呈中寫道：「世有秦檜，而與之同姓者恥之，與之同名者羞之。世有岳飛，而與之同姓者榮之，與之同名者喜之。這是為什麼呢？人性的善惡臣雖不知，但自從有了聖人的教化，人便有了向善之心。所以，尊重忠良、痛恨奸賊，此亦人之常情。彰顯忠良的名字，以美耀之；勒刻奸賊的名字，以羞恥之。顯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
「如此，讀書人的明廉恥，便可行矣！」
又請鄧舍，每過若干年，便將各地「鄉賢祠」、「正氣祠」以及「貪亭」中凡所錄有的人名，集合在一處，刊行成書，發給天下。教天下人都知道，某地有清官某某一人，某地有貪官某某一個。以此，更好地起到用這兩祠一亭來澄清吏治、重塑士風的作用。
他還給「貪亭」想了一副對聯，上聯寫道：「前而有古人，後則有來者，千百年關係名節，豈敢不約束以正氣？」下聯寫道：「既蒙羞祖宗，又羞恥子孫，三兩回輾轉思量，儘管且放縱以恣睢！」橫批：「頭頂三尺」。
頭頂三尺有神明。千秋萬載有公斷。
這「鄉賢祠」之類，各地本來都是有的，原本就是有「敦風俗」的作用。只是，往往除了本地人，外地人對異地的「鄉賢」多有所不知。甚至，有些本地人也對本地的鄉賢沒有多少的聽聞。更不必說，姚好古還又提議專立「貪亭」。異地為官做貪官的倒也罷了，本地人為官做了貪官的，把名字銘刻出來，有蒙羞鄉里之嫌。所以，各地多是沒有「貪亭」的。
姚好古一個提議刊行凡列入祠、亭的人物姓名，一個提議專建一個「貪亭」。其出發點，便是想使得這些祠廟的作用能得到更加徹底地發揮，使其之影響能得到更大的擴展。既做到了光耀了忠良，又起到了懲既往而儆效尤的作用。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