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狹義的部族政治，雖經所謂「咸同中興」，苟延殘喘，而終於不能維持。
第一、是外患之紛乘。
自道光十八年以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查辦鴉片事務，至二十二年與英議和，訂南京條約，割香港，許五口通商，是謂「鴉片戰爭」，為中國對外第一次之失敗。此後咸豐七年英、法同盟軍陷廣州，八年至天津，陷大沽砲台。十年，再至天津，陷通州，入北京，燒圓明園，咸豐避難熱河，為外兵侵入國都之第一次。光緒五年，日本滅琉球。六年，曾紀澤出使俄國，議改收還伊犁條約。八年，與俄定喀什噶爾東北界約。十年，中、法戰起，十一年議和，失安南。十二年，與英訂緬甸條約失緬甸。十九年，英、法共謀暹邏，廢止入貢。二十年，中、日戰起，二十一年議和，割台灣，失朝鮮。二十三年，德佔膠州灣。二十四年，俄借旅順、大連，英租威海衛。二十五年，法佔廣州灣。二十六年，八國英、俄、日、法、德、美、意、奧。聯軍入北京，光緒避難西安。二十七年訂辛丑和約。二十九年，日、俄戰起，以我東三省為戰場。三十一年與日訂滿洲協約。宣統二年，外蒙庫倫攜貳，日本並滅朝鮮。三年，英兵侵據片馬。
東西勢力初次接觸，中國昧於外情，因應失宜。
東西兩文化，其先本無直接之接觸。其始有直接接觸，已近在明清之際。其先中國文物由間接關係傳入歐西者，舉其尤要者言之，如養蠶法、東漢蠶絲已入羅馬。南朝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公元550年）波斯人始將中國蠶種傳東羅馬都城君士坦丁。造紙法、當唐玄宗時，大食在西域獲得紙匠，因在撒馬爾罕設紙廠，為大食造紙之始，時歐邦皆用，羊皮紙，大食專利數百年。於十二世紀，造紙法始入歐洲。羅盤、宋書禮志謂：「周公作指南車，經馬鈞，祖沖之以後，其法不傳。」至北宋又見於沈括之夢溪筆談（卷二十四）歐人制磁針作航海用，始於西元1302年。當元成宗大德六年，較沈括所記尚遲二百年。其法蓋由阿拉伯人傳入歐洲。
火藥、中國古時即有火藥。據三朝北盟會編，北宋靖康時，宋、金弓交戰已用火砲。其後南宋虞允文造霹靂砲，以紙包石灰、硫磺。孝宗時，魏勝創砲車，火藥用硝石、硫磺、柳炭，為近代火具之始。元順帝至正十四年（西元1354年），德人初造火藥。
印刷術，雕版始於唐中葉。宋仁宗時，畢升發明活版印書術。明英宗正統三年（西元1438年），德人始制活字版，後於我四百年。皆有關近世文明者甚大。歐邦學者謂元代中西交通，乃將彼土中古時期之黑雲一掃而凈。蒙古人屠殺之禍雖慘，亦殊可以警奮數世紀來衰頹之人心，而為今日全歐復興之代價也。
至於彼中所流被於我者，則除景教、摩尼教等幾種宗教思想之稍稍傳佈於民間以外，他固無得而稱焉。觀於馬可波羅所稱述，在我固平淡無奇，在彼至於驚詫莫信。其先中西兩大文化之成績，我固未見絀於彼也。晚近一、二世紀以來，彼乃突飛猛進，而我懵然不知。彼我驟相接觸，彼好議我為自傲。夫一民族對其固有文化抱一種自傲之情，此乃文化民族之常態，彼我易地則皆然。且彼之來也，其先惟教士輿商人；彼中教義非我所需，彼挾天算、興地、博物之學以俱來，我納其天算、興地、博物之學而拒其教義，此在我為明不為昧。彼不知我自有教義，乃以天主、天國相強聒（guō），如其入非洲之蠻荒然，則固誰為傲者耶？且傳教之與經商，自中國人視之，其性質遠不倫。經商惟利是圖，為中國所素鄙，奈何以經商營利之族，忽傳上帝大義？中國人不之信，此情彼乃不知。抑商人以販鴉片營不規之奸，教士籠絡我愚民以擾搰（hú）我之內政，此皆為我所不能忍。而彼則以堅甲利炮壓之，又議我為排外，我何能服？且彼中勢力所到，亦復使人有不得不排拒之感。與彼中勢力相接觸而不知所以排拒者，是非洲之黑奴、美洲之紅人也。排外而得法者，如亞洲之日本，乃至彼歐之互自相排。知必有以排之而不得其法者，則為中國。
日本小邦淺演，內顧無所有，惕然知懼，急起直追，以效法彼之所為。而我則為自己傳統文化所縛，驟不易捨棄其自信。雖亦知外力當排，而終未有所以排之者。自我屢為所敗，則強弱即成是非。然此特我衰世敝俗，一時因應之失宜。急起直追，所以孫中山先生有「頭彩藏在竹杠梢頭」之譬也。
主和主戰，翻覆無定。內則言官嘩呶（náo），仗虛驕之氣，發為不負責任之高論。外則疆吏復遇事粉飾，不以實情報政府。而內政腐敗，百孔千瘡，更說不上對外。
第二、是內政之腐敗。
當時內政上，最感問題者，首為財政之竭蹶
清自乾隆中葉以後，貪黷奢侈之風盛張，各省積虧累累，財政已感支絀。經嘉慶川、楚教匪長期內亂，至道光而對外商業，漏巵（zhī）日大。黃爵滋疏，道光十八年。謂：「近年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洋。自鴉片流入中國，道光三年以前，粵省每歲漏銀數百萬兩；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之多。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各省、州、縣地丁錢糧，徵錢為多，及辦奏銷，以錢為銀。前此多有贏餘，今則無不賠貼。各省鹽商賣鹽得錢，交課用銀。昔爭為利藪者，今視為畏途」王慶雲咸豐即位奏：「鹽課歲額七百四十餘萬，實徵常不及五百萬。生齒日繁，而銷鹽日絀。南河之費，嘉慶時止一百餘萬，而遁來遞增至三百五十六萬。地丁歲歲請緩，鹽課處處絀銷，河工年年保險。入少出多，置之不問。」今按：此等情形，一方起於官場之腐敗中飽，一方亦由銀價日昂，錢價日跌，經濟狀態轉惡，生活程度提高所致。清廷之決心禁煙，亦由於此。厥後鴉片戰爭失敗，五口通商，漏巵（zhī）益增。並歷次賠款，國庫益窘。
其次則為官方之不振
清自乾嘉以後，納貲（zī）之例大開，洎（jì）咸同而冗濫益甚。王凱泰同治十二年應詔陳言，首請「停捐例」。謂：「自捐俸減折，百餘金得佐雜，千餘金得正印，即道、府亦不過三、四千金。家非素豐，人思躁進。以本求利，其弊何可勝言？」其時有以洋行挑水夫而為糧儲道者，見殷兆鱅（yōng）疏。「捐納」外復有「勞績」一途。捐納有「遇缺儘先」花樣，勞績有「無論題選咨留遇缺即補」花樣。捐納官或非捐納官，於本班上輸資若干年，俾班次較優，銓補加速，謂之「花樣」。而正途轉相形見絀。甲榜到部，往往十餘年不能補官，知縣遲滯尤甚。王凱泰應詔陳言第二項，曰「汰冗官」。謂：「捐納、軍功兩途，入官者眾，部寺額外司員，少者敷十，多則敷百。補缺無期。各省候補人員，較京中倍蓰（xǐ）。」按：雍正中，查嗣庭、汪景祺等論列時政，已言部員壅滯，有「十年不調，白首為郎」之語。及乾隆間舉人知縣銓補，有遲至三十年者。廷臣屢言舉班壅滯，然每科中額千二百餘人，綜十年且二千餘人，銓官不過十之一。謀疏通之法，始定大挑制。六年一舉，三科以上舉人輿焉。仕途之壅滯，為自唐以來科舉制下必有之現象，何況又加之以納貲、勞績異途雜流之競進？
疆吏既競務保舉，多請吏部停止分發。保舉大者有二途：一曰「軍功」，一曰「河工」。光緒二十年，御史張仲析言：「山東河工保案，近年多至五、六百人。圖保者以山東為捷徑，捐一縣丞、佐雜，不數月即正印矣。」此見保舉與捐納之狼狽相倚。其次復有「勸捐」。順天賑捐一案，保至千三百餘人。山東工賑，保至五百餘人。他省歲計亦不下千人。時吏部投供月多至四、五百人，分發亦三、四百人。吏途充斥無軌道至此，官方如何得振！
照當時的政象，絕對抵不住當時的外患，於是遂有當時之所謂「變法自強」。
變法自強，本屬相因之兩事，非徹底變法不足自強。而當時人則往往並為一談。所變只有關自強之法。
一則清廷以專制積威統治中國，已達二百年，在滿洲君臣眼光里，祖法萬不可變。滿洲君臣之傾心變法不過求保全滿洲部族之地位。令變法而先自削弱其地位，滿君臣雖愚不出此。
二則漢人在此專制積威政體下亦多逐次腐化。當時政府里真讀書明理，懂得變法自強之需要與意義者亦少。
乾嘉樸學，既造成訓詁考據瑣碎無當大體之風尚；而道光朝科舉惟遵功令，嚴於疵累忌諱，一時風氣，更使學者專心於小楷點畫之間。此風肇（zhào）於曹振鑄。曹歷事三朝，凡為學政者三，典鄉、會試者各四，為軍機大臣，殿廷御試必預校閱。沒謐「文正」，蓋以循謹為專制政體下之模範大臣也。自道光以來，科場規則亦壞，請託習為故常。咸豐八年，大學士柏菱以典順天鄉試舞弊罹大辟，科場法稍肅，然至光緒中又漸弛。當時所謂正途出身者，已乏通材，何論捐貲、勞績異途之紛紛！此輩本不知變法圖強為何事，且變法無異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