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入關，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帶。
他們反抗異族的力量是微薄的，因其非世家貴族。然而他們反抗異族的意識，則極普遍而深刻。隨於社會文化傳播之廣，北宋不如南宋，南宋不如明末。
中國人的民族觀念，其內里常包有極深厚的文化意義。此種觀念，遠自春秋時代已極鮮明。
能接受中國文化的，中國人常願一視同仁，胞與為懷。故說：「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反過來說：「諸夏而夷狄，則夷狄之。」這是極端重視民族文化的表示。故曰：「聞以夏變夷，未聞變於夷。」既主放棄偏狹的、侵略的國家主義，而採取文化的、和平的世界主義，則自然可以有此態度。
兩漢的對待匈奴、西羌諸族，招撫懷柔，引之入塞。南北朝時北方士族與諸胡合作，大率多抱有此種思想。
遼、金的割據，雖則他們亦都慕向漢化，然而那時中國北方社會的文化基礎，本已削弱，所以同化異族的能力，不夠深強。因此北朝對中國史上尚有貢獻，而遼、金則無。
元人以武力自傲而鄙視漢化。清人則並無可恃的武力，一進中國，即開科取士，公開政權，依照著中國傳統政體的慣例作實際的讓步。
北方一部分士大夫，便開始與清政權妥協。這在他們是承認一個異族君主，而交換到傳統政體之存在與參政權之繼續。
但清室煞有手段，一面公開政權作實際的讓步，一面厲行剃髮令，要中國士大夫內心承認一個文化的屈服。因此激起了南方的反抗。非叫中國人承認一種文化上的屈服，滿清統治權亦難久存。當時南方士民擁護明政權之熱心，遠不如其擁護衣冠制度之甚。只要政體不變更，王室推移，無關重要。至於衣冠文物，則為民族文化之象徵，不肯輕變。
惟南方士民臨時義憤的結合，抵不住漢奸手下三十年有訓練、有經驗的正規軍隊。結果中國士民在自身組織不健全的痛苦下屈服了。然而大部分南方士民反抗清廷的心理，卻依然存在。當時南北兩方對異族統治的心理上之反應，正與他們社會經濟文化之相差成正比。
中國社會機構，自漢武以下，不斷以理想控制事實，而走上了一條路向，即以士人為中心，以農民為底層，手工業與兵士為農民之分化。而商人只成旁支。因此社會理想除卻讀書做官，此種人在唐以前即為門第中之家長，宋以下則為社會大眾學業上之師長。便是沒世為老農，市井貨殖，不是一條正道。此種傾向，自宋以後更顯著。宋人所講學問，與經商牟利意義極端衝突。因此好利貪財者，亦盛置田產，而不事貨殖。
民族文化正統的承續者，操在讀書人的手裡。而讀書人所以能盡此職責，則因其有政治上的出路，科舉仕宦。使他們的經濟生活，足以維持在某種水平線之上。中國社會自漢以下，宗教勢力始終有限制，亦為此故。
若使讀書人反對科舉，拒絕仕宦，與上層政權公開不合作，則失卻其經濟憑藉，非躬耕為農，即入市經商，而從此他們亦再不能盡其負荷民族傳統文化之職責。魏、晉、南北朝之士大夫，其門第家業皆可退守，又寺廟亦可藏身。宋、明以來，士大夫不能有退守之基業，而寺廟亦再不佔社會上文化之重要性。
所以一個士人，要想負荷民族傳統文化之職責，只有出身仕宦。即專以教授為生，而來學者之出路，仍以仕宦為終極，否則此教授一業即無生源。明末遺民，雖則抱有極強烈的民族觀念，到底除卻他們自身以外，他們的親戚朋友以至他們的子孫，依然只能應舉做官，這樣便走上與異族政權的妥協。亦惟有如此，他們還可負荷他們最重視的民族文化。
顧炎武本崑山世家，然鼎革以後，家奴叛變，使其不獲安居。在南北朝、初唐，奴隸部曲盛行時，其情形便不同。又清初江南奏銷案，縉紳無或倖免，西晉、北魏戶調均田，豈有此力量？這可見後代的所謂「故家」，與中唐以前的門第大族，勢已大異。顧氏浪跡北方，對耕殖經商，均甚留意。以故其私人經濟，可無問題。然欲從此中打出一個基礎，長與政治絕緣，而來擔任文化事業的營養，則其事非易。
明末遺民的生活狀況，大體如下列：
一、出家。如方密之等。（元代全真教盛行，亦由此背景來。）如是則中國士階層傳統之文化理想及文化事業，即及身而絕。寺廟本不為中國傳統文化學術結集之所，要在寺廟中傳播中國傳統學術，殊不容易。
二、行醫。如呂晚村等。（金、元兩代醫術發達，亦從此背景來。）醫業好則妨其志業與學術，醫業壞則不足維持其生業。故張楊圜屢勸晚村不要因此荒了自己工夫，如晚村友高但終，則竟以醫師畢世；而呂晚村亦復以此意勸之。
三、務農。如孫夏峰、顏習齋、張楊圜等。此項生活，極刻苦，仍不能發皇完成其學業傳統。湯潛奄學於夏峰，出而仕宦。李恕谷學於習齋，出而游幕。楊圜則晚年在呂晚村家處館。若來學者依然歸耕，則耕漸勤，學漸荒，而傳統絕。
四、處館。如張楊圜等。來學者多要學八股應舉，則是間接的妥協。惟晚村則借八股制案來發揮民族思想，身後竟獲奇禍。
五、苦隱。如徐俟齋、李二曲、王船山等。此等生活以及身而止。復有避地海外，如朱舜水之至日本，文化傳至異邦，自國則無影響。
六、游幕。如李恕谷、劉繼庄、顧景范等。此等雖志節皎然，然蹤跡近人，過一關即入仕宦之途。
七、經商。如顧亭林在晉北墾牧、呂晚村刻書等。此方面最少。純粹規商，便與學術文化事業脫離。
社會機構不能激勵變動，則「遺民不世襲」此徐狷石語。的話，很容易在當時人口中吐出。顧亭林與人書謂：「人人可出，而炎武不可出。」若純以民族觀點論，則人人不可出也。當時遺老，非不能唱高調，惟事實有所不許耳。若埋頭從事反抗工作，則遺老們多半是從反抗工作中退身下來，才致身於學術文化事業的。
中國以廣土眾民之故，政治一穩定下來，便不易激動。故明末遺老，多主張恢複封建，甚有主張恢複氏族大門第者。因封建則國體分割，易於搖動。社會有大氏族、大門第，則易於揭竿而起。他們以力量單薄的書生，而要來發動廣大民眾從事於大一統的政權爭奪，其勢實不易，故輾轉而思及於此。
中國社會，實已走上了一條比較和平而穩定的路，而適為狹義的部族政權所宰制。
然明末遺民，他們雖含荼茹櫱，齎恨沒世，而他們堅貞之志節，篤實之學風，已足以深入於有清一代數百年來士大夫之內心，而隱然支配其風氣。直到清末，還賴藉他們人格之潛力，來做提唱革命最有效之工具。明末一般社會風氣之墮落，學者之空虛欺詐，名士之放涎風流，經歷亡國之慘禍而態度激變。刻苦、堅貞、強毅、篤實、博綜，遂為晚明諸遺老治學為人共有之風格。諸老大抵皆少歷艱苦，晚臻耋壽。（如夏峰年九十七，梨洲八十五，二曲七十九，船山七十四，亭林、習齋皆七十。）此皆民族之元氣，巋然獨存於凶喪耗散之餘。彼輩莫不有體有用，形成多方面圓滿完整之人生。其為人立身與成學著書、皆卓然有以起後世之敬慕。北宋諸儒無其剛毅，東漢諸儒無其博實。實中國學術史上一段極有光輝之時期也。（關於諸儒學術詳情，請閱拙著《近三百年學術史》。）而清廷雖因勢乘便，以一時的兵力，攫奪到中國全國的疆土，亦終不能不顧忌到社會上文化的和平勢力，而公開解放其政權。此即蒙古與滿州易地而處，亦不得不然。明末南方一般文化傳播，較之南宋已遠過；而北方的文化情形，在明代三百年統冶下，較之遼、金沿襲下來的北方，亦不可同日而語。故縱使蒙古人在明末入主中國，恐亦不能不學滿洲人的辦法。
清初諸帝努力漢化的程度，亦相當可讚美。
尤其如康熙之好學。年十七、八時、以讀書過勤咯血，猶不肯廢。初，講官隔日進講，帝令改按日進講。三藩變起，帝猶不肯廢進講之制。修葺宮殿，則移居瀛台，仍令講官進講。二十三年南巡，泊燕子磯，夜至三鼓，猶不輟誦。於天文歷算，皆所通曉，為清代帝王中第一人。
而屈膝清廷的中國士人，因遺民榜樣擺在一旁，亦足使他們良心時時發露，吏治漸上軌道。師生如孫夏峰之於湯潛庵，朋友如呂晚村之於陸稼書，親戚如顧亭林之於徐乾學兄弟，此等舉不勝舉。清初的政治情況，所以比較明中葉以下猶算差勝者在此。然言世運物力，則實在清不如明。康熙五十年所謂盛世人丁者，尚不及明萬曆時之半數。
康熙五十年各直省丁口數：
在長期喪亂凋殘之餘，社會秩序，以比較容易維持。
循而久之，社會元氣漸復，清室的帝王便不免漸漸驕縱起來。如乾隆已不能如康熙、雍正之操心深慮。
而一輩士人則事過境遷，亦漸漸的腐化。
那時的學術文化，卻漸漸與政治事業宣告脫節。
江、浙一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