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葉以後，中國一個絕大的變遷，便是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另一個變遷，則是社會上貴族門第之逐漸衰落。依照先秦以來傳統的政治理論，社會上本不該有貴族門第之存在。而自東漢下的讀書人，卻因種種因緣造成了他們的門閥。大盛於東晉南北朝，至隋唐統一，科舉制興，始漸衰。
門第衰落後，社會上的新形象，舉其要者約有如下幾點：
一、是學術文化傳播更廣泛。以前大體上保持於幾個大門第大家庭的，現在漸漸為社會所公有。
二、是政治權解放更普遍。以前參預政治活動的，大體上為幾個門第氏族所傳襲，現在漸漸轉換得更快，超遷得更速。真真的白衣公卿，成為常事。
三、是社會階級更消融。以前士庶之分，由於家世，現在漸成為個人的事情。農家子弟，可以一躍而為士大夫。士大夫的子弟，亦可失其先業而降為庶民。這一個變動，漸漸地更活潑、更自然。
就第一點而論，唐以後社會，有幾個極顯著又極重要的與前不同處。
第一、是雕版印書術發明，書籍之傳播愈易愈廣。
雕版術最初應始唐代。
印章摹刻，遠始秦世。石經移寫，則起東漢。此後釋、道兩教之刻印符咒圖畫，蓋為印章摹刻與雕版印刷之過渡。最初雕版印書，應始唐代。格致鏡原引陸深河汾燕間錄謂：「隋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版。」葉德輝書林清話云：「陸氏此語，本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其文本曰：『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意謂廢像則重雕，遺經則重撰耳。後世或據陸語謂雕版印書起於隋，非也。」今存最初雕版書籍，為敦煌石窟發現之金剛經，卷末雲咸通九年造。
其事正於世族門第之衰落，交代迭起。
柳玭（pín）家訓序：葉夢得石林燕語引。「中和三年在蜀，閱書肆所鬻（yù）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曉。」又國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多術數小學字書。」是當時刻書，多為通俗利貧，略同佛、道兩教之傳播佛像符咒。故家世族，經典大書，尚無刻本。至五代毋昭裔蒲津人。先為布衣時，常從人借文選、初學記，多為難色。昭裔嘆曰：「恨余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版印之，庶及天下學者。」後為蜀相，乃命工雕版此二書，復雕九經、諸史。西蜀文字由此大興。事見陶岳五代史補，又王明清揮麈（zhǔ）錄。
大興則在五代。
舊五代史：「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版印賣。」王明清揮麈錄余話云：「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鍔（è）書五經，仿蜀中製作，刊板於國子監，為監中印書之始。」明清家有鍔書印本，五經存焉，後題長興二年也。五代會要：「周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
至宋又有活字板之發明。
活字板為慶曆中布衣畢升所發明，亦非士大夫之貴顯者。西洋活板印書始於明代，較此後四百餘年。
書籍刻板既多，流傳日廣，於是民間藏書家蜂起。如王欽若家書目四萬三千卷，宋敏求家藏書三萬卷，李淑二萬三千餘卷，田偉四萬七千卷，蘇頌藏書萬卷，李常二萬卷，晁（cháo）公武二萬四千餘卷，蔡致君二萬卷，葉夢得逾十萬卷，陳振孫五萬餘卷，周密三世積累有書四萬二千餘卷。
讀書者亦自方便。
蘇軾 李氏山房藏書記：「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亦云：「三代漆文竹簡，冗重艱難。秦、漢以還，浸知鈔錄，楮（chǔ）墨之功，簡約輕省。然自漢至唐，猶用捲軸。卷必重裝，且每讀一卷，檢一事，紬（chōu）閱展舒，甚為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至唐末宋初，鈔錄一變為印摹，捲軸一變為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美具焉。」
此等機會，已不為少數人所獨享。
就著作量而論，亦較唐代遠勝。
舊唐書 經籍志，連前代總計，集部凡八百九十二部，一萬二千二十八卷。
宋史 藝文志，有宋一代，集部凡二千三百六十九部，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五卷，較之自戰國迄唐之集部，增二倍有餘。補遼金元藝文志，集部六百六家，七千二百三十一卷。遼、金集部不多，大都皆元代作。舊唐書載唐僅一百一十二家，元人較之，尚多五倍。
第二、是讀書人既多，學校書院隨之而起。學術空氣，始不為家庭所囿。
學校本是傳播學術的公器，但只有在貴族門第失其存在時始抬頭。所以西漢學校尚有成績，因那時新士族尚未產生，舊貴族則已消失。一逮東漢晚季，學校即不為人重視。那時學術已牢籠到新士族的家庭中去。
東晉 南北朝以迄隋唐中葉，大體上說，除卻幾個大門第故家士族保持其綿延不斷的家庭教育之外，平民庶人要想走入學術的圈子裡去，非常不方便。因既無書籍又無學校。宗教勢力即由此擴展。一般享受不到教育讀書利益的聰明分子，只有走到寺廟裡去，滿足他們的精神要求或智識欲。但多數則為讀文選、習詩賦，謀應舉。
即雕版印書亦由寺廟開始。如前舉唐代金剛經之例。宋初印書，亦先佛藏。佛祖統記：「宋太祖開寶四年，敕高品張從信往益州雕大藏經板，至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板成進上，凡四百八十一函五千四十八卷。」較印經史註疏在前。
宋初的學者，還都往寺廟中借讀。如范仲淹、胡瑗等。但轉而關心世運，治儒術古經典，與唐代士人山林寺廟讀書之風大不同。
而有名的四大書院，即在其時萌芽。
廬山 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嶽麓書院、在長沙。應天府書院，在歸德。多即山林創建，其掌書院者多稱「山長」。亦模仿寺廟規制也。又有衡州 石鼓書院，為唐元和間衡州李寬所建。故後人有數石鼓而不及嵩陽者。
從私人的聚徒講學，漸漸變成書院。
五代 戚同文通五經業，以晉末衰亂，絕意祿仕，將軍趙直為築室聚徒數百餘人。後祥符時，有曹誠者，即其舊居建學舍百五十間，聚書五千百餘卷，願以學舍入官，其後遂為應天府書院。晏殊為應天府，以書院為府學，延范仲淹掌教。
從書院的規模漸漸變成國家正式的學校。
范仲淹主蘇州，招胡瑗主蘇學。胡在蘇 湖講學二十餘年；皇祐末，為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太學。宋太學章程，即依胡氏蘇 湖講學成規。慶曆以後，州郡相繼興學。書院亦由朝廷賜額、賜書、撥田、派山長主教，其性質與稍後學校相同。要之宋代學校教育，乃由書院之私家講學開其端。
私家講學及學校書院漸漸興起，同時即寺廟的吸引力漸漸降低。雖到元代，世亂和北朝相差不遠，但民間並不爭趨宗教，亦因各地有書院學校傳播學術之故。
可見宗教之盛，亦與貴族門第相引並長，不盡關於世之盛衰。故唐初雖盛世，佛教尚大行；元代雖衰亂，佛教不復振。此因社會聰明穎秀之子弟別有去處，安託身心，不必走向寺廟中也。因此寺廟中佛學亦日就衰微，而社會更看不起佛寺，其事互相為因果。
元代書院較宋為盛。
續文獻通考：「自太宗八年，行中書省楊維中從皇子庫春伐宋，收伊 洛諸書送燕京，立宋儒周敦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為元建書院之始。其後昌平有諫議書院，河間有毛公書院，景州有董子書院，京兆有魯齋書院，開州有崇義書院，宣府有景賢書院，蘇州有甫里書院、文正書院、文學書院，松江有石洞書院，常州有龜山書院，池州有齊山書院，婺源有明經書院，太原有冠山書院，濟南有閔子書院，曲阜有洙泗書院、尼山書院，東阿有野齋書院，鳳翔有岐陽書院，郿（méi）縣有橫渠書院，湖州有安定書院、東湖書院，慈谿（xī）有慈湖書院，寧波有貿山書院，處州有美化書院，台州有上蔡書院，南昌有宗濂書院，豐城有貞文書院，余干有南溪書院，安仁有錦江書院，永豐有陽豐書院，武昌有南湖書院、龍川書院，長沙有東岡書院、喬岡書院，益陽有慶州書院，常德有沅陽書院，福州有勉齋書院，同安有大同書院，瓊州有東坡書院。凡此蓋約略舉之，不能盡載也。」
直至明代，學術在社會上自由傳播的方便，永不能再產生獨擅學術上私秘的貴族門第。
第三、是社會上學術空氣漸濃厚，政治上家世傳襲的權益漸減縮，足以刺激讀書人的觀念，漸漸從做子孫家長的興味，轉移到做社會師長的心理上來。因此私人講學寖後寖盛。
第四、是書本流傳既多，學術興味擴大，講學者漸漸從家庭禮教及國家典制此為貴族家世傳襲之學之兩大骨幹。此外則藝術亦足以表示貴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