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葉以前，中團經濟文化之支撐點，偏倚在北方。黃河流域。唐中葉以後，中國經濟文化的支撐點，偏倚在南方。長江流域。這樣一個大轉變，以安史之亂為關捩。
（一）論漕運
以漕運一事而言，漢初只言漕山東粟給中都官。《漢書·食貨志》：「五鳳中，大司農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谷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三國鼎立，乃至南北朝對峙，各自立國，不聞北方仰給南方。隋煬帝大開運河。大業九年開通濟渠，自西苑引谷、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四年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石，以納東南、東北兩渠所輸。
他把北齊、北周與南朝三分鼎足的形勢打通一氣。東南、東北，均興水運，並不是北方要仰賴南方粟。
唐代江南戶口日多，租、調日增，漕運遂幾成問題。
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言：『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以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使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圍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滯，物不耗失。』開元二十二年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凡三歲，運米七百萬石。
開元二十五年，始用「和糴法」，令江南諸州租並回納造布。可見當時中央賴北方粟已夠。《新唐書?食貨志》：「韋堅開廣運潭，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只雲山東，不言吳、越江南。
天寶八年諸道倉粟表：
據上表，知天寶八年前，諸道米粟最盛者首推河南、河北，此則關內與河東，更次乃及江南、淮南。就此以推南北經濟情況，明明北勝於南尚遠。
安史亂起，唐室遂專賴長江一帶財賦立國。直至以後河北、山東藩鎮割據，租稅不入中央，唐室的財政命脈，遂永遠偏倚南方。
其時則自江入河之漕運，尤為軍國重事。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
劉晏為肅、代時理財名臣，主要的便在能整理漕運。
晏之辦法，大體仍是裴耀卿遺規，使江船不入汴，江南之運積揚州。使汴船不入河，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不入渭，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又史稱：『晏為河南、江淮以來轉運使，每歲運米數十萬石給關中，或至百萬餘斛。』
然此乃一時政治形勢所致，北方經濟依然可以自立，其仰賴於南方者尚不甚大。
貞元八年陸贄奏：「輕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文宗太和以後，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宣宗大中時，裴休為轉運使，乃增至百二十萬斛。
宋都汴京，主要原因，即為遷都就漕運。石晉自洛遷汴，已為此。據當時定製，太平興國六年。漕運凡有四線。
一、汴河——米三百萬石，景德中至四百五十萬石。至道初，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大率以六百萬石為常。菽一百萬石。來自江南、浙東西、淮南、荊湖南北，自江入淮，自淮入汴。
二、黃河——粟五十萬石，後歲漕益減耗，才運粟三十萬石。嘉佑四年詔罷之，以後惟漕三河。菽三十萬石。來自陝西，自三門、白坡轉黃河入汴。
三、惠民河——粟四十萬石，治平二年，二十六萬七千石菽二十萬石。來自陳、蔡，自閔河、蔡河入汴。
四、廣濟河——粟十二萬石。治平二年，至七十四萬石來自京東，自五丈河歷陳、濟、及鄆。
江、淮所運謂之東河，亦謂里河。即第一線懷、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即第二線穎、壽等州所運，渭之南河，亦謂外河。即第三線曹、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即第四線
宋代在全國統一的局面下，國家財賦，始正式大部偏倚在南方。南宋歲收，轉更超出於北宋之上。
宋初歲入千六百餘萬緡，已兩倍唐代。熙寧時至五千餘萬緡。南渡後，更增至六千餘萬。地狹而賦轉多。
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依然全賴江南，當時遂創始有海運。海運自秦已有，唐仁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見杜詩）惟僅以給邊而已。
元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備。船三十隻為一綱，大都船九百餘只，漕米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又分其綱為三十。每綱設押官二人。正八品行船又募水手，移置揚州，先加教習。領其事者則設專官，秩三品，有加秩，無易人。創議者朱清、張瑄，本海盜，自用事，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園宅館遍天下，庫藏倉庫相望，巨艘大舶交番夷中。成宗大德七年，封籍其家資，拘收其軍器、船舶等，並命其海外未還商船，至亦依例籍沒。蓋二人仍皆營盛大之海外貿易也。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海運二百五十餘萬石。其後累增至三百五十餘萬石。文宗天曆二年為最高額。
元代歲入糧數總計：
據上表，除江西外，其他自遼陽以下七地糧數總計，尚不及江浙一處，而江浙、江西、湖廣三處合計，又恰當其他六地之一倍。亦又超出於腹里及其他六地，即全國總數之上。
就西晉時言，下游糧食多仰給於荊襄。至此則江浙遠超湖廣之上矣。又若以整個南方江浙、江西、湖廣、四川、雲南與北方比，則南北相差更遠。
明漕運凡五變：一、河運。兼用水陸，自淮入河，始永樂元年。二、海陸兼運。永樂四年。三、支運。九年開會通河，十三年始興支運。四、兌運。宣德六年。五、改兌。
支運規定蘇、松、常、鎮、杭、嘉、湖諸地糧，撥運淮安倉。揚州、鳳陽、淮安撥運濟寧倉。以三千艘支淮安糧運到濟寧，以二千艘支濟寧糧運赴通州。自淮至徐以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以次遞運。歲四次，可運三百餘萬石，謂之支運。自後又浸增五百萬石。終明世，其定製為四百餘萬石。
兌運者，民間但運至淮安、瓜州，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京，給與運費及耗米。初皆支運，後漸為兌運。
改兌者，令里河官軍運赴江南水次交兌，而官軍長運，遂為永制。
運船在天順以後，永樂至景泰，大小無定，為數甚多。定數萬一千七百七十隻，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官軍十二萬人。以糧數比：成化八年定額
北糧
755,600石。
南糧 3,244,400石。內兌運米，即蘇州一府655,000石，超過浙江全省（60萬石）之上。松江一府203,000石，超過江西全省（40萬石）之半數。常州一府175,000石，超過湖廣全省（25萬石）之半數。蘇、松、常三府合計，佔南糧全數三之一。
北糧只及南糧五之一。地荒、人荒，遂為北方二患。《日知錄》卷十七整個的中央，幾乎全仰給於南方。而自南赴北之糧食運輸，亦成國家每年一次大耗費。
清代漕運額，亦定四百萬石。據清初《漕運例纂》規定，各省漕運原額，約為南四北一之比。惟據《清會典》乾隆十八年奏銷冊計之，則為南八北一。又據《戶部則例》，乾隆四十四年漕運額則為南十北一之比也。
（二）論絲織業與陶業
耕、織為農事兩大宗，粟米與布帛亦為國家租、調雨大類。蠶桑事業，中國發明甚早，其先皆在北方。春秋時北方地名用「桑」字者，散見各處。漢代絲織物，在黃河流域，已有幾個著名的中心地點。如山東之臨淄、河南之襄邑。此已超過家庭手工業之上。故曰『兗、豫：漆、絲、絺、紵』。蜀錦亦極有名。惟江南則絕不見有蠶絲事業。
北魏均田制，特有「桑田」，可證當時種桑養蠶、調絲織帛，為北方農民一極普遍之生業。《顏氏家訓》謂：『河北婦人織絍組紃之事，黼黻錦縤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貴族如此，平民諒亦爾也。隋代以清河絹為天下第一。唐代桑土調絹絁，麻土調布。開元二十五年，令江南諸州納布折米，可見其時江南諸州尚不為桑土。又令河南、河北不通水利處，折租造絹。越人的機織，由北方傳授。
李肇《國史補》：『初，越人不工機杼，薛兼訓為江東節制，乃募軍中未有室者厚給貨幣，密令北地娶織女以歸。由是越俗大化，更添風樣，綾紗妙城江左。』左思《吳都賦》有『八蠶之縣』。宋文帝亦極獎蠶麻。沈瑀令民每家植蠶十五株。南方蠶事，起源甚早。惟精進美盛，則在後也。
唐代全國各州郡貢絲織物數量，以定州為第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