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卻漢高祖，中國史上由平民直起為天子的，只有明太祖。元末群雄，如河南韓山童、韓林兒，乃白蓮教師。湖廣徐壽輝，為販布者，其部將陳友諒，乃漁父。江蘇張士誠，為運鹽舟人。浙江方國珍，乃販鹽者。安徽郭子興，則賣卜者之子。朱元璋，皇覺寺僧。四川明玉珍、福建陳友定，及明太祖部下徐達，皆農民。常遇春則為盜。元末群雄，較之秦末，更見其為平民色彩。
這是說明蒙古人的政權之下，絕沒有漢人的地位。因此在蒙古政權被推翻的過程中，沒有讓政權之自身醞釀出權臣或軍閥來操縱這個變局。如東漢以來歷史上之慣例。
明代共十六主，二百七十七年。若並南明三帝，計當為十九帝，二百九十四年。
明代是中國傳統政治之再建，然而惡化了。惡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廢相。
太祖是一個雄猜之主。
天下大定，年已六十餘，太子死，孫孱弱，故為身後之慮。一面封建諸子，各設衛兵三千，乃至一萬九千，一面盡誅功臣宿將。
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誅，遂廢宰相。
太祖昭：「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朱國楨皇明太訓記卷九謂：「臣下敢有奏請設立宰相者，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自秦以來輔佐天子處理國政的相位，至是廢去，遂成絕對君主獨裁的局面。
第二個惡化的原因，在於明代不惜嚴刑酷罰來對待士大夫。此亦起於太祖。
史稱：「太祖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胡惟庸之獄，株連被誅者三萬餘人。又藍玉之獄，株連一萬五千人。史又稱：「太祖懲元季貪冒，重繩贓吏。戶部侍郎郭桓，贓七百萬，而自六部侍郎下連只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草木子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故其時文人多不仕。據明詩綜，如汪廣洋、魏觀、高啟、朱同、蘇伯衡、張孟兼、王彝、揚基、張羽、徐賁、王行、孫賁、黃哲、郭奎諸人咸死非命。如李仕魯、王朴之死，尤暴殘。太祖又有「士大夫不為君用。」之科。靖難之變，方孝孺夷十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
鞭笞捶楚，成為朝廷士大夫尋常之辱。
洪武九年，葉伯巨上書：「今之為仕者，以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伯巨竟以此死獄中。又解縉疏：「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明初捶楚官吏之風，又不僅於朝廷之上矣。
終明之世，廷杖逮治不絕書。
廷杖亦始太祖時，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書夏祥斃杖下，其後流而愈甚。武宗正德三年，劉瑾矯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下朝官三百餘人獄。及（十四年）諫南巡，命朝臣一百零七人罰跪午門五日，晚並系獄，晨出暮入，又各杖三十。余繼疏爭者，杖四十、五十，有死者。廷杖者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世宗時（嘉靖三年）大禮議，逮下詔獄廷杖者一百三十四人，編修王恩等病創卒者十八人。四十餘年間，杖殺朝士倍蓰前朝，有杖畢趣治事者，有朝服予杖者。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十一年徐石麟疏言：「皇上御極以來，諸臣麗丹書者幾千，圜扉為滿。」十四年，大學士范復粹疏請清獄，言：「獄中文武纍臣至百四十有奇，大可痛。」不報。庄烈帝時，用刑頗急，大臣多下獄。明廷之濫刑、濫殺，終使其自陷於不救之地。明史流寇傳評庄烈帝，謂：「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於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於不能制。」其甚者如袁崇煥之見殺，則並非罰之明而馭之嚴矣。
其慘酷無理，殆為有史以來所未見。
魏叔子集載廷杖事，言：「每廷杖，必遣大璫監視，眾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bì）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東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惟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敗肉斗許，醫治數月乃愈。」
而監杖用內官，行杖用衛卒，遂使士大夫懸命其手。
而尤甚者在使內監審獄。此如漢之黃門北寺，而酷毒恐猶過之。
史稱：「成化以後，凡大審錄，太監齋敕，張黃蓋，於大理寺為三尺壇，中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中郎以下捧牘立，唯諾趨走惟謹。三法司視成案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稍忤。」
宋太祖懲於唐中葉以後武人之跋扈，因此極意扶植文儒。明太祖則覺胡元出塞以後，中國社會上比較可怕的只有讀書人。功臣、宿將多以誅死，兵卒多以散歸田畝。但是所謂傳統政治，便是一種士人的政治。明太祖無法將這一種傳統政治改變，這是廣土眾民的中國為客觀條件所限的自然趨向。於是一面廣事封建，希望將王室的勢力擴大。古代封建只如後世一小縣，故可以宗法統治。後人封建，連州接郡，依然是一中央政府之縮影。於封建區域內，依然得用士人政治，非一宗一族所能統。
一面廢去宰相，正式將政府直轄於王室。秦、漢以來中國政治之長進，即在政府漸漸脫離王室而獨立化，王室代表貴族特權之世襲，政府代表平民合理之進退，而宰相為政府領袖，君權、相權，互為節制。李德裕謂：「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不可不歸中書。」宋蔡承禧神宗時上疏：「乞除命大臣、台諫之外，事無巨細，非經二府（中書、樞密）不得施行。」此中國傳統政治之精神也。明祖惡宰相弄權，謂可以篡奪王室之統續，故深忌之。既不能不用士人，宗族同姓不足恃，軍人而非宗室更可慮，宦官、外戚則明祖早見其更不可用。而當時士人在社會上之勢力，亦更非漢、唐、宋初年可比。除非如蒙古、滿州為整個部族之統治，（然亦需借用社會士人力量合作。）否則一姓一家舍援用士人，即無他道。遂不惜時時用一種嚴刑酷罰，期使士人震懾於王室積威之下，使其只能為吾用而不足為吾患。及王威漸弛，則以太監代帝王。
這是明太祖一人的私意。一人的私意，不足以統治一個天下，只有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
張居正屢言祖宗法度，謂：「本朝立國規模與前代不同。宋時宰相卑主立名，違道干譽之事，直仆之所薄而不為者。」又曰：「迂闊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上德，撟扦文綱。不知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拾余，無裨實用。」蓋中國自宋以下，貴族門第之勢力全消，宋儒於科舉制度下發揮以學術領導政治之新精神。尊師相，抑君權，雖亦有流弊，要不失為歷史之正趨。明太祖、張居正則皆此潮流下之反動也。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置相篇，謂明「閣下之賢者盡起能事則曰法祖，非為祖宗必足法，其位既輕，不得不假祖宗以壓後王，以塞宮奴。」若張居正此論，則又假祖宗以抗朝議亦。既不敢以師相自居，即不得為大臣。無論何事，非托王命，則只有上述祖旨也。
明代廢相以後，析中書政歸六部。
去中書省，特存中書舍人，為七品官，職書翰而已。去門下省，特存給事中，雖七品官，而有封駁之權。尚書省不復設令、仆，升六司尚書分為六部，秩二品。
以尚書任天下事，侍郎副之。六部之上，更無領袖，而天子總其成。
其外有都察院司糾劾，通政司達章奏，大理寺主平反，為九卿。然惟都察院權較重，並六部尚書為七卿。明官蓋有卿而無公。明初立中書省總文治，都督府統兵政，御史台振紀綱，略師漢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分職之意。及罷中書省，同時罷御史台，（後更置都察院。）又分大都督府為五，而徵調隸於兵部。外省設都、布、按三司，分隸兵、刑、錢穀，而考核聽之府部。如是則吏、兵、戶三部之權稍重，而總裁則歸之皇帝也。
另設內閣大學士，為天子襄理文墨。
授餐大內，常侍天子殿閣下，故名「內閣」。時設大學士者共四殿：中極、舊名：「華蓋。」建極、舊名：「謹身。」文華、武英；兩閣：文淵閣、東閣。
並正五品，朝位班次在尚書、侍郎下。
洪武時，大學士特侍左右備顧問，奏章批答，皆御前傳旨當筆。
孫承澤春明夢余錄載洪武十七年九月，給事中張文輔言：「自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箚凡一千一百六十件，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故君主獨裁，非精力過絕人，其勢必不可久。
成祖以後，始有「內閣」之稱。
由翰林院侍講、侍讀、編修、檢討等官簡用，無定員。使參預機務。不置官署，不得專制諸司。
永樂、洪熙兩朝，每召內閣造膝密議，然批答亦出自御筆，不委他人。
成祖時，解縉、胡廣等既直文淵閣，猶相繼署院事。
仁宗後，閣權漸重。
楊溥、楊士奇、楊榮稱「三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