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新法，不能說有成功，然而王安石確是有偉大抱負與高遠理想的人。他新法之招人反對，根本上似乎還含有一個新舊思想的衝突。
所謂新舊思想之衝突，亦可說是兩種態度之衝突。此兩種態度，隱約表現在南北地域的區分上。
新黨大率多南方人，反對派則大率是北方人。
宋室相傳有「不相南人」的教戒。無論其說確否，要之宋初南方人不為相則系事實。然而南方人的勢力，卻一步一步地侵逼到北方人上面去。真宗時的王欽若，仁宗時的晏殊，都打破了南人不為相的先例。
宋史王旦傳：「真宗欲相王欽若，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稱立賢無方，然須賢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然此亦公論也。』真宗乃止，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為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或謂真宗問王旦：「祖宗時有宓（mì）讖，雲南人不可作相，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云云。見曲洧（wěi）舊聞。真宗景德初，晏殊以神童薦，與進士並試，賜同進士出身。寇準曰：「惜殊乃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又陸遊謂：「天聖以前多用北人，寇準持之尤力。」
而南方人在當時，顯然是站在開新風氣之最前線。
晁以道嘗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國初至昭陵仁宗時。並從江南來，二徐兄弟鍇、鉉（xuàn）以儒學，二楊叔侄紘（hóng）、億。以詞章，刁衍、杜鎬（gǎo）以明習典故，而晏丞相、殊。歐陽少師修。巍乎為一世龍門。紀綱法度，號令文章，燦然具備。慶曆間人材彬彬，皆出於大江之南。」
在野學校之提倡，晏殊知應天府，延范仲淹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學校廢，興學自殊始。及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師。在朝風節之振厲，范仲淹為祕閣校理，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此始。文章之盛，尤著者為歐陽修，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皆以布衣，修游其聲譽。宋之文學，莫盛於是。朋黨之起，晏殊平居好賢，當世之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仲淹以殊薦為祕閣校理，承殊風益進。學者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推俸以食四方之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罷知饒州，尹洙、歐陽修、余靖皆坐貶，朋黨之論自是興。皆由南士。
司馬光與歐陽修為貢院逐路取士起爭議，這裡便已十分表見出當時南方文學風氣已超駕北方之上遠甚。
司馬光謂：「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今或數路中全無一人及第，請貢院逐路取人。」歐陽修非之，謂：「國家取士，惟才是擇。東南俗好文，故進士多；西北人尚質，故經學多。科場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明經。東南州軍進士取解，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比之東南，十倍優假。東南千人解十人，初選已精。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發解時又十倍優假，初選已濫。廣南東西路進士，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一就省試即歸，冀作攝官。朝廷以嶺外煙瘴，亦許其如此。」
據司馬、歐陽兩人主張，可見當時北方文風已遠遜南方。不僅取解人數不能相比，且北方多考明經，南方多考進士。自唐以來科第，即以進士為美，非進士及第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不得及第。後世遂謂文學詩賦盛於南方，不知中唐以前，殊不爾也。進士、明經，難易榮辱絕不同。唐人語：「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宋人則曰：「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歐陽修詩句）試進士日，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人故事。）有司具茶湯飲漿。試經生，悉撤帳幕、氈席之屬，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黔其吻。又曰：「焚香取進士，瞋目待明經。」設棘監守，惟恐其傳義。蓋明經試先帖文，掩其兩端，中間惟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得四、五、六即為通。帖文後口試大義。後停口試，改墨義十條。宋呂夷簡應本州鄉試卷：「『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對云：「七人某某也。謹對。」又：「『見有禮於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對云：「下文曰：『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zhān）之逐鳥雀也』謹對。」又題：「請以註疏對。」則對：「註疏曰云雲。」如有不能對，則曰：「未審。」明經僅於記誦，故為人賤視。史稱：「五代干戈搶攘，而貢舉未嘗廢，惟每年所取進士，其多僅及唐盛時之半。三禮、三傳、學究、明經諸科，唐時所取甚少，而晉、漢後明經諸科，中者動以百計。」然則北方士人多考明經，蓋自五代喪亂，文章墜廢。而南土較安，故詩賦文學日盛也。
熙寧間，王安石罷詞賦、帖經、墨義，並歸進士科，而齊、魯、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訓詁，質厚不能為文辭，榜出多是南人，北人極少。哲宗以後，遂許齊、魯、河朔五路北人皆別考，然後取人南北始均。元祐諸老即北人為多。時謂「北人質厚，不能為文辭」，其實中唐以前擅文辭者，多北人也。中唐以下，則詩人以江南為多矣。陸佃（tián）在元豐八年有乞添川、浙、福建、江南等路進士解名劄子，謂：「京東、西、陝西、河東、河北五路，多是五、六人取一人；川、浙、福建、江南往往至五六十人取一人。」則在南人意見中，尚覺南士機會不如北人。然南北分卷之制，直至明代，依然不能革。誠使公開競選，北人到底爭不過南人，不得不以此為調節也。又按：唐韓愈歐陽詹哀辭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則當時閩人舉進士者必甚少。此後三百年，至宋中葉，閩進士常六、七百人，居天下五之一。流寓他處，及占名數京師入太學者，尚不在內。新黨人亦以閩人為盛。當時稱吳、楚、閩、蜀。
南北兩方文風盛衰之比較，後面即反映出南北兩方經濟狀況之榮枯。
司馬光謂：「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皆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蓋文學、政事必待於師友風尚之觀摩，社會聲氣之染習。大抵當時北方社會，經濟日趨枯竭，故士人不能遊學京師。南方經濟較優，故遊學者盛。當時如晏殊、范仲淹以及歐陽修輩，皆以南人居京朝，為名士之領袖，風氣之前導也。
因此當時南人，頗有北方人政治上待遇較優，南方人經濟上負擔較重之感。
李覯（gòu）長江賦謂：「國家重西北而輕東南。彼之官也特舉，此之官也累資。斂於此則莫知其竭，輸於彼則惟恐不支。官以資則庸人並進，斂之竭則民業多隳。為貪為暴，為寒為飢。如是而不為盜賊，臣不知其所歸。」此乃一種極激昂之不平鳴也。
而在北人眼中，則南人在政治上勢力日擴，似乎大非國家前途之福。
宋人筆記謂：「治平英宗。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用南人，專務變更，自此天下多事。』」此說本不可信，然在此故事中，卻充分表現出北人討厭南人當權用事之心理。
以中國疆域之廣大，南北兩方因地形、氣侯、物產等等之差異，影響及於社會之風習，以及人民之性情；雙方驟然接觸，不免于思想態度及言論風格上，均有不同，易生抵牾。
神宗相陳旭，升之。問司馬光：「外議云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曾公亮、陳旭。二參政皆楚人，王安石，唐介。必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此說不知確否，然必當時北人有以此論南人者。又司馬光與呂惠卿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紛挐（rú）。上曰：「相與論是非，何至乃爾？」既罷講，君實光。氣貌愈溫粹，而吉甫惠卿。怒氣拂膺，移時尚不能言。人言：「一個陝西人，一個福建子，怎生廝合得者！」
所以王安石新政，似乎有些處是代表著當時南方智識分子一種開新與激進的氣味，而司馬光則似乎有些處是代表著當時北方智識分子一種傳統與穩健的態度。劉摯謂：「今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浸盛，漢、唐黨禍必成。」摯對神宗，自言：「臣東北人，不識安石。」其言正足代表當時兩派之態度也。除卻人事偶然方面，似乎新舊黨爭，實在是中唐安史之亂以後，在中國南北經濟文化之轉動上，為一種應有之現象。
王安石新法，有些似在南方人特見有利，而在北方人或特見為有害的。
羅從彥遵堯錄謂司馬光所改法，無不當人心，惟罷免役失之。王安石免役，正猶楊炎之均稅，東南人實利之。今按：羅亦南人，其言必信。政繁則役重，當時東南之役，諒必較重於北方也。治平四年九月，司馬光論衙前有云：「臣見國家以民間苦裡正之役，改置鄉戶衙前，又以鄉貧富不同，乃立定衙前人數，選物力最高為一戶補充。行之十年，民困愈甚。向差里正，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