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養士經歷百年之久，終於要收到他的成效。
宋朝對士大夫，並不能有教育指導的能力，只能嫗姁（xū）涵育，讓他們自己發榮滋長，這是一件費時而沒把握的事。
在真宗時，宋朝文教算是培養到相當程度了，然而一旦強敵侵凌，則相率主張遷都。和約簽定後，又誘導皇帝來做封禪巡狩的勾當。說是「欲假以動敵人之聽聞，而潛銷其窺伺之心」。
那時的文學，只是有名的所謂「西昆體」，汲晚唐、五代之餘潤。那時的政治，最高不過養尊持重，無動為大，敷衍場面捱日子。如李沆（hang）等。呂東萊謂：「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積而為慶曆、皇佑之綏勢也。」那時稍稍帶有教育和思想意味的，只在出世的和尚們，乃至求長生的道士們那裡。
士大夫中間，最為舉世推重的，便有一些所謂隱士，如陳摶、种放、魏野、林逋之流。居然在讀書人中而能無意於做官。
宋朝的時代，在太平景況下，一天一天的嚴重，而一種自覺的精神，亦終於在士大夫社會中漸漸萌茁。
所謂「自覺精神」者，正是那輩讀書人漸漸自己從內心深處湧現出一種感覺，覺到他們應該起來擔負著天下的重任。並不是望進士及第和做官。范仲淹為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他提出兩句最有名的口號來，說：「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那時士大夫社會中一種自覺精神之最好的榜樣。
范仲淹並不是一個貴族，仲淹乃唐宰相范履冰之後，然至仲淹時已微。其父早死，母改嫁。仲淹隨母易姓朱，後復宗姓范。亦未經國家有意識的教養，他只在和尚寺里自己讀書。當時讀書人大半到佛寺、道院中去，因國家並無正式教育機關，私人亦極少從事講學，無師弟子之傳授。
在「斷虀畫粥」的苦況下，而感到一種應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這顯然是一種精神上的自覺。然而這並不是范仲淹個人的精神無端感覺到此，這已是一種時代的精神，早已隱藏在同時人的心中，而為范仲淹正式呼喚出來。此即是范仲淹之偉大處。
范仲淹曾至睢陽書院，書院源於戚同文。同文幼孤，邑人楊愨（què）教授生徒，同文日過其學舍，得受學。時當五代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因名同文。愨依將軍趙直。愨卒，直為同文築室聚徒，請益者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皆踐台閣。惟仲淹已不及見。仲淹生太宗端拱二年。
仲淹讀書處為山東長白山之醴泉寺。真宗祥符三年睢陽應天書院賜額成立，翌年仲淹至書院。是時仲淹年二十三，戚同文已先卒矣。據史，戚長子維，為隨州書記，戚就養而卒，年七十三。書院復建於曹誠。宋史、宋元學案謂范依同文學，誤也。
惟仲淹之在睢陽，其精神上當有得於同文之感發者甚多。史稱同文純質尚信義，人有喪，力拯濟之，宗族同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終身不仕，以教育後進為務，而有志於天下之混一。其為人意趣志行如此。仲淹亦幼孤力學，而以天下為己任。其後貴顯，為宗族建義莊，恤貧樂施，蓋亦近同文之遺風，而規模益恢宏耳。
在仲淹同時，尚有有名的學者胡瑗，偕孫復兩人，在泰山一個道院中讀書。唐為棲真觀，周朴居之，後為普照寺。
相傳胡瑗接家信，胡，江蘇如皋人。苟有「平安」二宇，即投之山澗，不復啟視。如此苦學十年，終於得到他精神上的內心方面的。自信而回去。這都是在時代精神的需要下，並不需師承而特達自興的。
胡瑗投書澗畔的十年，和范仲淹僧寺里「斷虀畫粥」的日常生活，日作粥一器，分四塊，早暮取二塊，斷虀數莖，入少鹽以啖之。如是者三年。無疑的在他們內心深處，同樣存著一種深厚偉大的活動與變化。他們一個是北宋政治上的模範宰相，范。一個是北宋公私學校里的模範教師。胡。北宋的學術和政治，終於在此後起了絕大的波瀾。
與胡、范同時前後，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
他們開始高唱華夷之防。這是五胡北朝以來，直到唐人，不很看重的一件事。又盛唱擁戴中央。這是唐代安史亂後兩百年來急需提出矯正時弊的一個態度。宋朝王室，只能在政制上稍稍集權中央，至於理論思想上正式的提倡，使人從內心感到中央統一之必需與其尊嚴，則有待於他們。他們重新抬出孔子儒學來矯正現實。他們極崇春秋，為「尊王攘夷論」之擁護與發揮。最著如孫復。他們用明白樸質的古文，即唐韓愈所倡「文以載道」，即文道一貫之理論，來推翻當時的文體。最著如柳開、石介，乃至歐陽修。他們因此闢佛老，如石介、歐陽修。尊儒學，尊六經。他們多推崇易經，來演繹他們的哲理思想。
他們在政制上，幾乎全體有一種革新的要求。他們更進一步看不起唐代，連帶而及於漢。而大呼三代上古。三代上古是他們的理想。根據此種理想來批評漢、唐之現實。他們說唐代亂日多，治日少。他們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現出一種嚴肅的制節謹度，適應於那時的社會經濟，以及他們的身世，與唐代貴族氣氛之極度豪華者不同。而又帶有一種宗教狂的意味，非此不足有「以天下為己任」之自覺精神。
與唐代的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徑，而互相映照。他們對於唐人，只看得起韓愈，而終於連韓愈也覺得不夠，因此想到隋末唐初的文中子王通。因此他們雖則終於要發揮到政治社會的實現問題上來，而他們的精神，要不失為含有一種哲理的或純學術的意味。范仲淹至陝，張載年十八，慨然有志功名，上書謁，言軍事。范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手授以中庸一編。又按：太宗淳化三年，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並以賜進士孫何等。真宗天聖五年，賜進士王堯臣以下中庸，八年賜進士王拱辰以下大學，後登第者必賜二書及儒行篇。是此諸篇本為當時所重，故仲淹亦以賜張。下至程、張輩，此諸篇乃發揮益臻精妙。
所以唐人在政治上表現的是「事功」，比乃貴族學者之意態。即貴族傳統家教，大抵不過保泰持盈，傳世永福，而仍不脫事功的意味。而他們則要把事功消融於學術里，說成一種「義理」。此乃平民學者之精神。彼輩要出來轉移世道，而不為世道所轉移。雖亦不離事功，卻不純從事功出發。「尊王」與「明道」，遂為他們當時學術之兩骨幹。尊王明道，即宋學之內聖外王。一進一退，在朝在野，均在此兩點著眼。
宋朝王室久已渴望著一個文治勢力來助成他的統治，終於有一輩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們出來，帶著宗教性的熱忱，要求對此現實世界，大展抱負。於是上下呼應，宋朝的變法運動，遂如風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又按：春秋末，孔子自由講學，儒家興起。下逮戰國，百家競興，游士聲勢，遞增遞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統治階層之崩潰，一面促成了秦、漢以下統一大運之開始。
中國四民社會以知識分子「士」的一階層為之領導之基礎於以奠定，是為中國史上士階層活動之第一期。
兩漢農村儒學，創設了此下文治政府的傳統，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二期。
魏 晉 南北朝下迄隋 唐，八百年間，士族門第禪續不輟，而成為士的新貴族，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三期。
晚唐門第衰落，五代長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階層之新覺醒。此下之士，皆由科舉發跡，進而出仕，退而為師，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下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四期。
此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動內容與其對外態勢各不同，而中國歷史演進，亦隨之而有種種之不同。亦可謂中國史之演進，乃由士之一階層為之主持與領導。此為治中國史者所必當注意之一要項。
由於當時士階層之覺醒，而促起了在朝的變法運動。
宋朝變法，前後共有兩次。一在仁宗慶曆時，范仲淹為相。一在神宗熙寧時，王安石為相。
仁宗正值遼 夏交侵，而國內財政到達將次崩潰的時候，為西夏用兵特起范仲淹，任以方面。由韓琦所薦，在陝與韓共事。迨（dài）夏事稍緩，范仲淹、韓琦、富弼同時為相。仁宗屢次催他們條陳改革政治的意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是韓、范等雖有改革政治之大志，而審慎迴翔，末敢輕舉。一日特開天章閣，召對賜坐。此於宋為殊禮矣。給筆札，使當面疏奏。仲淹等不得已，始請退而列奏。可見宋朝變法，亦由王室主動，不僅神宗於王安石如此，即仁宗於范仲淹亦然。（時韓琦不在朝。）
范仲淹因此提出十項政見，為變法張本。這是有名的所謂十事疏。
一、明黜陟。二、抑僥倖。三、精貢舉。興學校，黜詞賦，已先王安石言之。四、擇官長。五、均公田。此條注重州縣職田之均配，使地方官皆得以厚俸盡其職責。六、厚農桑。七、修戎備。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