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堪言狀的分裂與墮落之後，中國又重新建立起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來。這一個中央，卻以他特殊的姿態出現於歷史。與秦、漢、隋、唐的統一相隨並來的，是中國之富強，而這一個統一卻始終擺脫不掉貧弱的命運。這是宋代統一特殊的新姿態。
北宋凡九主，一百六十七年而亡。
自唐代鎮兵擁立留後，積習相沿，直至五代，造成國擅於將、將擅於兵的局面。宋太祖由陳橋驛兵變，黃袍加身，這是五代兵士擁立皇帝的第四次。唐明宗李嗣源、唐廢帝潞王從珂、周太祖郭威，皆由軍士擁立。
由不斷的兵變產生出來的王室，終於覺悟軍人操政之危險，遂有所謂「杯酒釋兵權」的故事。此在太祖即皇帝位之第二年，即建隆二年。
自此節度使把持地方政權之弊遂革。
太祖召諸鎮節度，會於京師，賜第留之，而分命朝廷文臣出守列郡，號「知州軍事」。自此諸節度使並不食本鎮租賦，藩府除授帶都督名銜者，實不行都督事。諸路觀察、採訪、防禦、團練、刺史皆遙領，不親本州務。
而地方長官遂得重用文臣。
五代時不僅諸鎮節度使皆用勛臣武將，即不隸藩鎮之州郡刺史，亦多以軍功為之。至是始革。
繼之置諸州通判。
凡地方軍民政務，均須通判簽議連書，方許行下。通判事得專達，與長吏鈞禮。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
縣令亦分由朝官兼攝，稱為知縣。
知州、知縣，論名義皆屬臨時差遣，非本職。故宋代州縣守令，皆帶中朝職事官銜。
從此地方官吏，又得均由中央任命。
五代凡曹掾簿尉之齷齪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縣令。故其時地方政治，惟有刻剝誅求，猥跡萬狀。優諢至多以令長為笑資。宋祖以朝官出知縣事，猶北齊武成時以世胄子弟為縣令，亦一時救弊，非必全出於私天下之心。
各州又置轉運使，處理各地方財政，除諸州度支經費外，悉輸京，毋占留。唐代地方財政有「留州」、「送使」、「上供」之別。從此地方財富亦歸中央。嚴懲贓吏，亦宋開國政治要政之一。
又命諸州縣各選所部兵士，才力武藝殊絕者送都下，有「兵樣」，為挑選標準。先以人，後以木梃（tǐng）為之。補禁旅之闕。稱「禁兵」，為天子之衛軍。其老弱者始留州。此為「廂兵」，屬地方兵，罕教閱，多以給役。五代無政，凡國之役皆調於民，宋悉役廂軍，凡役作工徒營繕，民無與焉。既不能一時復兵於農，則此亦不失為權道。
從此地方兵力亦移歸中央。
吏治、兵權、財賦三項，脫離了地方軍權藩鎮。之分割，而統一到中央來，中國始漸漸有一個像樣的、上軌道的中央政府。
宋太祖憑藉那一個比較像樣的、上軌道的中央政治機構，便可先來平復南方。先荊南，次蜀，次南漢，（時貶號「江南」。）漸次敉（mǐ）平。
太祖雖以杯酒釋侍衛諸將兵柄，然其時在外郡以節度掌兵者猶近三十州。乾德中，或因其卒，或因遷徒，或因致仕，漸以文臣代之。然守將之控制西北者類多久任。郭進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守關南凡十七年，董遵誨守通遠凡十四年。其餘十許年、八九年不可悉數。所部筦（guǎn）榷（què）之利悉與之，軍中事許從便宜。邊臣皆富於財，得養募死士。蕃寇每入，多致克捷。以此無西北之虞，得以儘力東南。仁宗至和二年范鎮疏：「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至和元年冬，纔踰（yú）一歲。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慾望兵馬練習，安可得也？」
南方諸國在經濟上雖比中原為優，而政治情形並不長進。
東晉、南朝，有大批北方士族南渡，故衣冠文物為北方所宗。五代時，南方諸國，僅得唐末進士詩賦遺風，政治上並無傳統可言。
故宋室政治，稍有頭緒，便能將南方諸國逐次收拾。
至太宗時，吳越降附。江南統一，再平北漢，而終於不能打倒契丹，這是宋室惟一主要的弱征。
太宗兩次親征，均敗歸，其死傳系箭瘡發。石晉開運陽城之戰，耶律德光幾不免，周世宗一舉而下三關，契丹非不可勝。但太宗才弱，又無賢輔耳。周世宗用兵欲先取幽州，則吳蜀不足平。宋則以趙普謀，先南後北為持重。兵力已疲，而貽艱鉅於後人，則太祖之失也。
宋代建國本與漢唐不同。宋由兵士擁戴，而其建國後第一要務，亦即宋室政權惟一生路。即須裁抑兵權。而所以藉以代替武人政治的文治基礎，宋人亦一些沒有。
宋初文臣，出五代南唐之遺，皆猥瑣浮薄，無堪建樹。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唐五代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亦必命坐賜茶。宋初，周世宗舊臣范質等為相，憚帝英睿，請每事具箚（zhá）子進呈。由是奏御浸多，始廢坐論之禮，而宰臣見天子亦立談矣。太祖謂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但欠為世宗一死。質與王溥為世宗顧命大臣，王溥時以擬馮道，蓋皆不為宋祖重視。宋所信賴者惟趙普。然普為相後，宋祖常勸其讀書，乃時時披覽論語。以宋初大臣與唐代相較，所遜遠矣。此宋治之所以不逮於唐也。
北方的強敵，契丹。一時既無法驅除，而建都開封，尤使宋室處一極不利的形勢下。藩籬盡撤，本根無庇。這一層，宋人未嘗不知。然而客觀的條件，使他們無法改計。
張方平曾論其事，見續資治通鑒長編二百六十九。謂：「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沖八達之地，非如函秦洛宅，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於梁國而建都，至於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敵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必講，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張語止此。
張洎（jì）亦論汴漕。謂：「漢兵甲在外，惟有南北軍、期門、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今天下甲卒數十萬眾，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張語止此。
太祖末年欲卜都洛陽，曰：「終當居長安，據山河之勝又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而晉王即太宗。力請還汴。太祖終不以為然，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范仲淹又力主於洛陽廣儲蓄，繕宮室，為遷都計，而呂夷簡目為迂闊。其先則畏難因循，其後又偷安苟且，一誤再誤，而宋事終不可為矣。
大河北岸的敵騎，長驅南下，更沒有天然的屏障，三四天即到黃河邊上，而開封則是豁露在黃河南岸的一個平坦而低洼的所在，所以一到真宗時，邊事偶一緊張，便發生根本動搖。其時王欽若主遷南京，陳堯主遷四川，而並無主遷洛陽、長安者。正見此兩地文化經濟之衰落，至是仍一無恢複也。幸而寇準親征，始得有澶淵之盟。然而到底是一個孤注一擲的險計。
此後宋遼遂為兄弟國，宋兄遼弟，遼蕭太后為叔母。宋歲輸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自是兩國不交兵一百二十年。
宋都開封，不僅對東北是顯豁呈露，易受威脅。其對西北，亦復鞭長莫及，難於駕馭。於是遼人以外復有西夏。
唐僖宗時，夏州裨（pí）將拓拔思敬，本党項族。預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三傳軍亂，擁立李仁福，不知于思敬親疏；其後即西夏。然則西夏仍是唐胡籍藩鎮之最後遺孽也。
真宗時，西夏已陷靈州。其時李繼遷卒，子德明立。至仁宗，西夏驟強，德明卒，子元昊立。邊患遂盛。范仲淹、韓綺以中朝名臣到陝西主持兵事，結果還是以和議了事。陝西用兵只五、六年。宋歲賜西夏銀、綺、絹、茶共二十五萬五千。
從對夏的示弱，又引起遼人的欺凌。富弼使遼，重固和議，歲增銀、絹各十萬。契丹主欲於誓書用「獻」字，宋以「納」字許之。遼史雲用「貢」字，不可信。
宋代對外既如此不振，而內部又終年鬧窮。而且愈鬧愈凶，幾於窮得不可支持。
以中國已往歷史而論，只要國家走上統一的路，以廣土眾民供養一個中央政府，除非窮奢級欲，絕不至於患貧。宋室之患貧，則因有幾個特殊原因：
第一還是由於養兵。
（一）宋代之冗兵
無論秦、漢、晉、隋、唐，每一度新政府創建，在天下平一之後，必隨著有一個兵隊的複員。只有宋代因事態特殊，唐末藩鎮的積重難返，外寇的逼處堂奧，兵隊不僅不能複員，而且更逐次增加。
太祖開國時 二十萬（200,000）
太祖開寶時 三十七萬八千（378,000）內禁兵十九萬三千（193,000）
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