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握住盛唐社會情態，最好亦從當時幾項制度方面去看。
唐代士人出身，可分三途：一生徒，由學館。此沿漢代博士弟子制。二鄉貢，由州、縣。此沿漢代郡國察舉孝廉制。三制舉。此沿漢代賢良方正制，標目求才，由天子親臨試。州、縣貢舉又分諸目，最著者有秀才、明經、進士。外有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等諸種。貢舉每年一次，為求出身者所集中。制舉無定期，不常有。學館往往有名無實，其生徒亦參加貢舉。而尤以「進士」科為盛。
「秀才」須高才博學傑出始可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此科遂絕。「明經」只試帖經記誦，士人不貴。
貢士得懷牒自列於州、縣。
貢舉自北魏已推行，齊、隋選置多由請託，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吏部。
集試於中央。
初屬吏部考功員外郎，後以員外郎望輕，遂移禮部，以侍郎主之。事在開元二十四年。
這一個制度，亦像上舉尚書六部制以及州、縣劃分制度一般，同為後世所遵用，直到清末，不能改變。
此制用意，在用一個客觀的考試標準，此項標準，一則求其公平，不容舞弊營私。二則求其預備之單純與統一，減免經濟上之限制，使貧民亦有出身。又間接助成國內風俗教化之統整，以輔成大一統政府之團結與鞏固。來不斷的挑選社會上優秀分子，使之參預國家的政治。
此制的另一優點，在使應試者懷牒自舉，公開竟選，可以免去漢代察舉制必經地方政權之選擇。
在此制度下，可以根本消融社會階級之存在。人民優秀分子均有參政機會，新陳代謝，決無政治上之特權階級。
可以促進全社會文化之向上。政治權解放，民間因按年考試之刺激，而文藝、學術普遍發展。
可以培植全國人民對政治之興味而提高其愛國心。全國除王室有較永久之地位以外，國家政權全部公開於民眾。
可以團結全國各地域於一個中央之統治。各地域按名額獲得其進士參政權，而歷年全國各地士子群集中央會試，對於傳播國家意識，交換地方情感，融鑄一體，更為有力。
這一個制度的根本精神，還是沿著兩漢的察舉制推進，並無差別，這是中國史意味濃厚處。漢、唐繁盛的花朵，從同一根本上壅培出來。不過是更活潑、更深廣的透進了社會的內層。
魏晉南北朝時期之門第，自一方面看，固若近似於古代封建勢力之復活。然自另一方面看，實為先秦、西漢以來士人地位之繼續增強。故至隋、唐而有普遍的貢舉制度之產生，此乃士人地位自門第下出頭而更展擴。故隋、唐之中央集權，可以謂政府地位之提高，而非王室地位之加隆。就全史之進程論，魏晉南北朝之門第勢力，在浮面則為一波折，在底層則依然沿文治之大潮流而滾進也。
由北魏之「均田」制演變成唐代之「租庸調」制。高祖武德七年
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有一為丁，六十為老。丁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頃，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畝百為頃內八十畝為口分，年老還官。即北魏之露田二十畝為永業。樹榆、棗、桑等，即北魏之「桑田」。
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此古粟米之徵，相當於漢之租
丁隨鄉所出，歲輸綾、絹、絁（shī，古代的一種粗綢子。）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輸綾、絹、絁者兼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此古布帛之徵。「調」本興調、調發之義，相當於古之「賦」。漢有口賦，唐有戶調，其實一也。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五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加役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此古力役之徵，相當於漢之役。
這一個有名的租庸調製，所以為後世稱道勿衰者，厥有數端。
第一在其輕徭薄賦的精神。
以租而言，孟子在戰國時，以什一之稅為王者之政；而漢制則什五稅一，常收半租，則為三十稅一。此見漢代的實際政治，已較戰國學者托古改制的理想，更進一步的寬大。若以畝收一石計，除去永業田不論。唐制只是四十而稅一，八十石中收二石。較之漢制更輕更寬大。以西晉開國百畝課田六十畝相比，減輕二十餘倍。
以庸而言，漢制更役一歲一月，唐制則只二十天，只有漢制的三分之二。漢尚須為正卒衛士一年，又有戍邊三天。唐因行府兵制，農民不須衛戍，比漢負擔更輕。
調輸布帛，與漢口賦驟難相比。惟西晉戶調，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比唐多六倍。北魏均田，一夫一婦調帛一匹，比唐亦多一倍。唐兼綾、絁，比上稍有出入。要之唐之調法輕於魏、晉。
唐制庸、調並得視田登耗為蠲免。
要論輕徭薄賦，中國史上首推唐代的租庸調製。在這一個制度下，農民自可安居樂業。
唐初不榷監，開元以下始課監；以左拾遺劉彤表。然天寶、至德間，監每斗尚僅十錢。其後乃增至四十倍。天下之賦，監利居半。則唐興逾百年矣矣。唐初無茶稅，建中以下始稅茶。唐初無酒禁，廣德以下始禁酒。唐六典謂「關呵而不稅」，則唐初待工商又甚優。隋亦所仰惟賦調，唐初仍隋制也。
又按：就中國史上之商人言之，西漢貨殖傳中人物，其在當時社會上之勢力，勿論矣。即如東漢初，樊重家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資至百萬，光武資之起。其末年，蜀先主亦得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之助。而麋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資產鉅億。進妹於先主，奉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則其實商人勢力，猶可想見。降及兩晉，多以朝廷大僚而兼營貨殖，如王戎、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石崇甚至劫奪。是也。
宋元徽中，張興世為雍州刺史，還家，擁資三千萬。而為蒼梧王所劫。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而梁武陵王紀都督益州，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殖其財用。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繒采稱是。又得賈胡為主金帛。見北史何妥傳。同時梁武弟臨川王宏，積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是三十餘間，計見錢已三億餘萬。
北齊富商大賈以貨賄得仕宦，屢見史冊。隋、唐商業尤盛，而官吏以經商致巨富亦常見。自兩宋以下，此風似不揚。官吏兼務貨殖至巨富者始少，富商大賈在政治、社會各方面活動勢力亦見絀。其趨勢蓋自唐中冶以後而始變。一則商稅日重，商利日薄。如唐代「公廨錢」亦名「料錢」。有七分生利者。唐武德以後，國家倉庫猶虛，應京官料錢，並給公廨本，令富當司令史番官迵易給利，計官員多少分給。貞觀時，褚遂良極論之，然其制終不革。開元六年，祕書少監崔沔議：「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輸，四千二百。兼算勞費，不啻五千。」開元十六年詔：「天下負舉，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可見當時社會利率之厚。
宋王安石行新法，青苗市易皆收息二分，已為一時詬病，亦由其時社會一般利潤自低也。惟其利潤降低，故商人不能進至於大富，而官僚亦無從自商人處一轉手而獲多金。然論社會商業狀況，宋以下若轉較唐以前為活潑。市坊制度，皆至宋而廢弛。於是有夜市，有草市。此蓋都市人口增加，財富旺盛，交通便利，勞動生產力發達，故商業交易，隨時隨地而擴大。又如唐以前用錢絹，宋、元以下用銀鈔，皆可見商貨交易之厚盛於前也。
蓋社會商業情況之盛衰，不必與商人所得利潤之高低為正比。故宋以下社會一般商業雖轉盛，而資本集中之趨勢則日減。二則貴族特權日削，官方則例日嚴，故宋、明權臣大僚，多務於厚擁田租而止。田租之視商利，故瞠乎後矣。
偶有以貨殖堅稱巨富，往往得罪，禍不旋踵。如明初吳賈陸某，富甲江右，謂「積而不散，適以釀禍」，盡以與其徒沈萬三，身為道士以終。沈富敵國，明太祖因而罪之，謫戍雲南。
蓋社會貧富之懸殊，與貴族特權之存廢，亦相為比例而進退也。比如海上貿易，宋非不如唐，然市舶司制度既立，則利入政府，官僚與商人，皆不能如唐人之多獲后里。社會自唐中葉以下，既無特貴，亦無殊富，則力量漸趨平均，故此後社會之亂，如王仙芝、黃巢、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等，除卻軍隊叛變以外，大抵皆饑民之騷動。求如古社會之所謂豪傑起義者，亦渺不可得。此亦古今社會升降轉變一大節目也。欲知盛唐社會盛況，亦不得不注意及此，故附論及之。
租庸調製的第二個優點，則為稅收項目之列舉分明。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此惟漢代的租稅制度差可相比。自租庸調製破壞以後，更找不到此種項目分明之徵收制度。因此橫徵暴斂，可以隨時增加，有進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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