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歷四百年的長期分裂，而重新有統一政府出現，是為隋、唐。但那時的統一政府，其內容機構又與四百年前不同。
舉其要者言之，第一是中央宰相職權之再建，第二是地方政治之整頓。
西漢初年的丞相、御史大夫，漸漸轉移而為後漢以降之尚書，事已詳前。
魏世，中書監始參大政。
漢代尚書乃士人，而中書以宦者為之。魏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仍典尚書所奏。尋改為中書，文帝受禪後。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尚書疏遠。曹操自以漢相擅政，則魏之祕（mì）書，乃漢廷之陪臣。後遂以中書替尚書，此亦化家為國之一例。
東晉則侍中始優。
侍中本與中常侍齊體，亦內朝卑職。魏、晉侍中四人，君出則護駕負璽或騎從，登殿則與散騎常侍對扶。備具顧問，且管門下眾事。東晉以後。皇帝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專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
下逮宋、齊，尚書、中書、侍中三者皆為輔臣。
機要在中書、侍中，尚書執行政務。於是尚書轉為外朝，而中書、門下獨為天子所私近人。
這是秦、漢以來中央政府機構上一個極有重要意義的轉換。君權、相權即王室與政府。本為兩漢文治政體相輔為治之兩面。其間雖有畸輕畸重，如東漢之事歸台閣，而公卿位望，依然為外朝冠冕。君、相對立，大體無變。魏、晉以來，政治意識墮落，政府變成私家權勢之爭奪場，於是君、相不相輔而相制。權臣篡竊，即剝奪相權，歸之私屬。如魏之用中書。
然君臣猜忌無已，私屬所居，馴為要位，朝臣進一步，則王室退一步。又不得別用私屬以為防。如東晉之轉任侍中。就其時之王室言，則削去相位，似乎便於專制；就其時之士族言，則各成門第，亦復跡近封建。結果則王室亦僅等一私家，如是則王室私人，亦只與封建時代家宰、家相一般。政府解體，君權、相權均不存在。
直要到政治意識再轉清明，政府漸上軌道，則君臣相與之意態亦變。其君不敢以私屬待其臣，其臣亦不復以私屬自居。君不以防製為事，臣不以篡奪為能。君、相仍為相輔成治，而非相剋成敵。其時則魏、晉以來的私機關，又一變而成政府正式的首領官，完全實替了秦、漢時代的相權，而即以扶翼君權，共同組成一個像樣的政府。其內包有王室。這便是隋、唐統一之復現。
此種轉變，無異乎告訴我們，中國史雖則經歷了四百年的長期紛亂，其背後尚有活力，還是有一個精神的力量，即是一種意識，或說是一個理性的指導。依然使中國史再走上光明的路。
唐代中央最高機關，依然是魏、晉以來的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但他們現在已是正式的宰相，而非帝王之私屬。其職權分配，則中書掌定旨出命，命令權。門下給事中掌封駁，審駁權。尚書受而行之；施行權。古代的宰相權，現在是析而為三。
貞觀三年，「太宗謂群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得論議。比來但睹順從，不聞違異。但行文書，誰不可為！』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書所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事。」蓋此制亦始周、隋，非唐代新創也。
三者之中，又以侍中、門下省長官。中書令中書省長官。為真宰相。
凡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得先各陳所見，謂之「五花判事」，而中書侍郎、中書令審定之。此開明代九卿會議之始。惟九卿各有典司，即各有一成之見。如大兵大役，兵部、工部惟求其成，戶部則務求其省。中書舍人得其選，則歷中外，通眾理，彼此不致相妨。
自高宗晚節以來，天下文章道盛，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盛選，諸官莫比。政事堂有後門通中書舍人院，宰相時得咨訪政事自廣。代宗時常袞為相，始塞絕之。
敕旨既下給事中，黃門侍郎復得有所駁正。此開明代抄參封駁之始。
通典：「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便，則塗竄奏還。此所謂『塗歸』也。」實際給事中即可行使「塗歸」之權。如德宗貞元中，給事中袁高不肯草制復召盧杞，封還詞頭，揭杞罪狀。文宗開成初，給事中盧載封還以郭任嘏（gǔ）出任剌史詔書，稱為「封駁稱職」是也。其他例不勝舉。又按：漢哀帝封董賢，丞相王嘉封還詔書。後漢鍾離意為尚書僕射，數封還詔書。此唐之門下封駁，即漢相權之證。又按：則天垂拱三年，鳳閣侍郎即中書侍郎改名。劉褘（huī）之嘗謂：「不經鳳閣鸞台宣過，何名為敕！」劉竟以此賜死。然可見天子詔敕，必經中書宣出，又必經門下副署。以相權節制君權，即以政府節制王室。唐制實淵源於漢代文治政府之意義而演出也。然中宗仍可以有「斜封墨敕」，可見無「徒法自行」之法。
因此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兩省先議定後奏聞，以免紛爭。
其後政事堂遷至中書省。
高宗時，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堂筆，「執筆」猶今之主席。遂有此舉。門下給事中所居，不於門下議事而於中書，乃相臣志在自專，先不使給事知之，待取中旨然後封還，其勢較難，則塞默者多矣。然此下給事中封駁詔書仍時有其事。玄宗時，政事堂改稱「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中書門下」之印。直到宋代，以為故事。
宰相分直主政事堂筆。
肅宗時，每一人主十日；德宗時，改每日一人執筆。
尚書僕射尚書省長官。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後稱「同平章事」及「參知機務」等名，始得出席政事堂，方為真宰相。
自貞觀末無不加者，開元以來則罕見。
其餘他官參掌者無定員。
玄宗先天以前員頗多，開元以來常以二人為限，多則三人。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平章軍國重事」等。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參預朝政，略如近代之不管部大臣也。
尚書省有都堂，大廳。以左、右僕射為領袖。下分六部：東為吏、戶、禮三部，左丞主之。西為兵、刑、工三部，右丞主之。其二十四司，分曹共理，全國政務畢萃。
諸司官兼知政事者，午前議政於朝堂，午後理務於本司。
開元以來，宰相員少，資地崇高，又以兵、吏尚書，權位尤美，宰相多兼領之。但從容衡軸，不自銓綜。其選試之任，皆侍郎專之，尚書通署而已。
尚書六官，各有所職，倘無折中，則恐互相推避，互相炫匿，故總攝以宰相。宰相亦慮有未周，見有所偏，或則專且私。乃先之以中舍之雜判，庶得盡群謀而伸公論。又繼之以給事之駁正，復得塞違而繩愆（qiān）。此等制度，可謂宏大又兼精密。
以中書、門下較漢代之宰相，以尚書六部較漢代之九卿，在政制上，不可謂非一種絕大之進步。
一則尚書六部，乃政府公職，吏、戶、禮、兵、刑、工，莫非國家政務要項。而九卿則是王室私屬。九卿性質已述說於前。從九卿轉變到六部，正是政府逐步脫離王室獨立之明證。
隋文開皇中，明令國子寺不隸太常。此等改變，正可反映時代之進展，以及當時人對政治意識之轉變。至於六部之外仍存九寺，（即九卿遺蛻。）舊名不廢，新資日加，職權重疊，自為一弊。
二則漢初封建、郡縣雜行，中央直轄部分有限，後雖逐步統一，而郡國守相之權尚大，千里王畿，僅如一省。隋、唐則九州攬於一握，考課、獄訟、兵財諸端，繁不勝記。總以六卿，分以郎署，中央政府之擴大，為事勢演進所逼出。於是六卿之上，必有佐天子以總理之者。
一相嫌於專擅，且亦事冗不給；多相則互委，不專責，易生同異，以致撓敗。尚書置左、右僕射，分判六部，各治三官，可免上述之弊。而尚書惟在政務之推行，至於出命覆奪，尚有中書、門下。故曰三省之於宰相，六部之於九卿，不得不說是政制上之一進步。
如此宏大而精密的政治機構，正好象徵當時大一統政府之盛況。
至於政府無立法機關，則因中國政治，自秦、漢以下，本有一種理性之指導，法度紀綱粗建，無豪強之兼并，無世胄、僧侶之專政；教育、選舉、考試與統治權常有密切之聯繫，不斷吸收社會俊秀分子，公開參政，使其新陳代謝，政府與民眾，即以此為連鎖。舊朝以積久腐敗而傾覆，則新朝鼎新，去其泰甚，與民更始。歷史常在和平中進展；而民間大動亂則往往只有倒退，別無長成。
從北朝儒學逐步轉變，而有唐代政府之規模，此便是中國史在和平中進展一顯例。至於隋末群雄擾亂，只加時代以一種不可磨滅之傷痕。
代議制之所起，由於宰輔之權不重，無參署之制，政府負責無人，君主易於為惡。此其一。中國自明代始無參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