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過四百年的分崩動亂，終於盛運再臨，而有隋唐之統一。
隋代三帝，三十九年。
自開皇九年滅陳，統一中國，迄於滅亡，不過三十年。下開唐室，正與西漢前的秦代一樣。
隋室雖祚短運促，然其國計之富足，每為治史者所艷稱。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
按：當時齊、周戶數合計，已超踰魏孝文遷洛時一百萬，較之江南陳氏所有，踰十二倍。口數踰陳氏幾及十五倍，較西晉太康全國統一時，幾踰一倍。此亦北方政治已上軌道之證。
又按：後周禪隋，有戶三五九九六〇四，開皇九年平陳，又收戶五〇〇〇〇〇；至大業二年，前後二十六年，戶增四八〇七九三二。通典謂：「時承周、齊，人依豪室，禁綱隳紊，奸偽尤滋。高炯建輸籍之法，定名輕數，使人知為浮客，被疆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徵。先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懷惠，奸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人俗康阜；熲之力焉。」蓋隋政仍沿北魏均田制以來用意，脫私戶，歸公家，而達於完全成功也。
自晉至隋戶口一覽：
隋制多沿於周，然周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市有稅，隋初開皇三年。盡罷之，所仰惟賦調，亦復甚輕。
調絹一匹者減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為二十日。九年平陳，給復十年。自余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役。十二年河北、河東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所以府庫充盈者則有數端：
一、周滅齊，隋滅陳，均未經甚大之戰禍，天下寧一，已有年數。
二、自宇文泰、蘇綽以來，北朝君臣大體均能注意吏治。隋承其風而弗替。
帝受禪，楊尚希上表，以為：「今郡國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人少官多，十羊九牧。」帝嘉之，遂罷天下諸郡。時剌史多任武將，不稱職，柳彧上表諫，多為罷免。又制刺史不督軍，別置都尉，使軍民分治。又使彧持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臟污不稱職者二百餘人。開皇三年，長孫平為度支尚書，奏令民間立義倉，自是州里豐衍。其他長吏，多有吏干惠政，為當時所稱。如歧州刺史梁彥光、相州刺史樊叔略、新豐令房恭懿等。惟惜隋史遺闕，不能詳載。如劉仁恩、韓則等見張煚、高構諸傳。又如蘇威之責五品不遜，立「餘糧簿」，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云：「管內無五品家。」又為「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時議以為煩迂，罷之。威嘗謂：「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此可見當時南、北學風之異也。辛公義、劉曠之聽訟，公義露坐獄中以聽訟，訟者系獄，則宿聽事，不歸寢閣。曠則稱說義理，曉諭訟者，而不決其是非。王伽之縱囚，伽罷遣防送卒，縱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與約期至京，曰：「如致前卻，當為汝受死。」參等皆如期。至唐太宗縱囚，亦承此等風氣而來也。此等儼如在王莽、光武之世。自非社會經學儒術流行既久，不能有此。當時如牛弘、薛道衡、李諤、高炯、李德林、蘇威之徒，皆以學人而通達政術。裴政定律，尤為後所依用。宇文、高氏之世，死刑有五，曰磬、絞、斬、梟、裂；又有門房之誅。隋律死刑斬、絞二者；非謀反大逆無族刑；改鞭曰仗，改杖為笞；定笞、杖、徒、流、死五等。若知隋代學風世化如此，則吏治之漸上軌道，自不足奇。
三、其尤要者，則為中央政令之統一，與社會階級之消融。古代之貴族封建，以及魏、晉以來之門第特權，至此皆已消失。全社會走上一平等線，而隸屬於一政權之下。故下層之負擔尚甚輕，而上層之收入已甚足。
此層乃隋代與西漢不同之點。西漢積高、惠、文、景三世四帝六十年之休養，至武帝而始盛；隋則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蓋漢初尚未脫封建蛻，有異姓、同姓諸王侯，自韓、彭菹醢（hǎi），迄於吳、楚稱兵，財富不能集於中朝。中央政權所直轄者，不及全國三分之一。王室雖恭儉，而諸王侯封君莫不驕奢自縱，與隋初形勢大不同。
至於王室生活之節儉，僅其餘事。
惟吏治已上軌道，社會上特殊勢力已趨消失，對外無強敵之脅迫，此時的統治權所急切需要者，乃為一種更高尚、更合理的政治意識，而惜乎隋文帝說不到此。
隋文奮勵為政，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傳飧而食，勤於吏治而無大度。開皇十四年大旱，是時倉庫盈溢，乃不放賑，令民逐糧。唐太宗謂其「不憐百姓而惜倉庫」。仁壽元年，詔減國子學生只留七十人，太學、四門、州、縣並廢，雖有諫者不聽。隋文殆以空設學校為糜費也。
在其末年，天下儲積，足供五、六十年，遂以招來煬帝之奢淫。
煬帝大業二年置洛口倉，倉城周圍二十餘里，穿三千窖。又置回洛倉，倉城周圍十里，穿三百窖，窖容八千石，共可積米二千六百萬石。李密藉以為亂，憑人負取，群盜來就食者並家屬近百萬口。
煬帝即位，即營建東都，每月役丁二百萬。
煬帝詔：「南服遐遠，東夏殷大，因機順動，今也其時。」為適應大一統之局面而建設新中央，自魏孝文已有此計畫矣。
元年開通濟渠，引糓、洛水達河，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淮。
魏孝文告李沖：「欲自鄴通渠於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南伐之日，下船而戰，猶開戶而戰。此乃軍國之大計。」則魏孝文亦已先有此意，至隋煬而實現。此乃為貫通中國南、北兩方新形勢之偉大工程也。
遂南遊揚州。
渠廣四十步，旁築御道，自長安至江都築離宮四十餘所。造龍船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挽船士八萬，舳艫相接二百里，騎兵翼兩岸。
三年，北巡榆林，甲士五十萬。幸啟民可汗帳，築長城。四年又築。
四年，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河，北通涿郡。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
六年，通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長八百里，廣十丈。
八年，親征高麗，發兵踰百萬，分二十四軍。九軍渡遼凡三十萬，還至遼東者不足三千人。
九年、十年，再伐高麗，天下遂亂。
這是煬帝的誇大狂。一面十足反映出當時國力之充實，一面是煬帝自身已深深染受了南方文學風氣之薰陶。
隋文平陳，以煬帝為揚州總管，鎮江都，置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成書萬七千餘卷。此等皆沿齊、梁故習。又按：煬帝在揚州，聚書至三十七萬卷。在此時期，煬帝殆已深深呼吸到南方文學的新空氣。
史稱煬帝早年「沉深嚴重，史亦以此四字描寫文帝。朝野屬望。文帝幸其第，見樂器弦多斷絕，又有塵埃。尤自矯飾，時稱仁孝。」則煬帝此時意態尚不同。帝好吳語，正見其染南風之深。在江都謂蕭後曰：「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後」，其欣慕南朝可想。
其後常以文學自負。
謂：「天下皆謂朕承襲緒餘，以有四海；設令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
朝臣至有以文詞見忌死者。
薛道衡死，帝曰：「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惟此均不載於隋史，而通鑒收之。
當時北朝雖以吏治、武力勝過南方，若論文學風流，終以南朝為勝。
北齊書魏收傳：「魏收、邢卲更相訾（zǐ）毀，各有朋黨。卲云：『江南任昉（fǎng），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時人謂：『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又元文遙傳：「濟陰王暉業嘗大會賓客，有人將河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讚賞之。」
文帝只知有吏治，光武亦尚吏治，而能文之以儒術，為隋文所不如。並無開國理想與規模。若使有蘇綽、王通諸人佐之，必然另有一番氣象。煬帝則染到了南方文學風尚，看不起前人簡陋。此在文帝時，朝廷一切儀注禮文，早有擺棄北周，改襲齊、陳者。一因北周模古，簡陋之中雜以迂怪，風尚所趨，轉向齊、陳，一也。二則文帝篡周，盡屠宇文氏，蓋自有私意欲超出其上，不甘因循，二也。然文盛之弊，則至煬帝時而始著。
隋書文學傳謂：「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此謂「意在驕淫」，即承南方文學風尚也。謂「詞無浮蕩」，則承北朝蘇綽諸人之影響。又按：唐天授時，左補闕薛謙上疏，謂：「晉、宋只重門資，有梁雅愛屬辭，陳氏特珍賦詠。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納李諤之論，下制禁斷文筆浮辭。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相復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