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編 魏晉南北朝之部 第二十一章 宗敦思想之瀰漫 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

代表魏晉、南北朝長時期之中國衰落情態者,有一至要之點,為社會宗教思想之瀰漫,同時又為異族新宗教之侵入,即印度佛教之盛行於中國是也。

古代的中國人信仰上帝,可說是一種「一神教」。或說是等級的多神。但人民只信仰上帝之存在而對之尊敬,至於禮拜上帝之儀節,則由天子執行。

公羊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僖三十一年。上帝之愛下民,乃屬政治的、團體的,而非私家的、個人的。上帝公正無私,乃愛下民之全體,故亦不需私家個人之祭報。楚語言:「少皡之衰,九黎亂德。夫人作享,家為巫史。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是也。後代中國祭孔,亦以大眾的、公的敬禮事之:如關公等神祠,則與觀音等同為各個人的私祈求所歸向。論中國宗教思想,必分辨此兩種之不同。

相應於此種宗教信仰,而有地上大王國之建立。

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上帝、人民、皇帝,三位一體,而皇帝乃為上帝與人民兩者間之仲介。皇帝能盡此責任,斯為聖君。遇其不能盡此職者,則有革命。召誥曰:「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相古先民有夏,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今時既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是也。

「天道遠,人道邇」,鄭子產語。此項觀念,漸漸在春秋時代開展,乃產生偏重人道的儒家思想。

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曰:「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又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此皆孔子浙浙撇去天道而以人道代之之思想也。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又曰:「推此心足以王天下。」竟以人心代天意,即直承孔子思想而來。

墨家偏於古宗教之維護。

如其天志、明鬼諸論皆是,其尚同論仍本天志以建立地上之大王國,與古代宗教觀念極似。此為墨家與基督教相異之點。基督教之王國乃在天上,人人可向上帝直接奉事。墨家尚同思想,則依然為一政治的、團體的,與個人的、私家的有別。基督教人人直接信奉上帝,則不容於上帝外別有鬼神。墨家依然為一種相應於地上王國政治的宗教,故天之下仍可有鬼。如天子祭天、諸侯祭其境內名山大川之例。

而道家則對於鬼神上帝,為激烈的破壞。

庄老皆主無治,故曰「小國寡民」。又主「不教」。蓋大一統之地上王國,統治於一聖君之下,推行一種聖賢政治,亦可說哲學政治。以道德理論原本於天。教化人民,此為儒、墨所同。此等見解,徹底為道家所反對。故道家對於舊傳宗教觀念,即與此等政治理論相應者。亦皆根本推翻。道家可說是一種消極的、無為的反神論。

比較最後起的一派為陰陽家。陰陽家原於鄒衍,齊人,與燕惠王、趙平原君同時。其成學著書,當在老子後。

陰陽家依然根據實際的政治興味,即為建立地上王國所需要的團體的興味。來修改古代的宗教觀念,而造成他們著名的「天人相應」的學說。

陰陽與五行,並非兩派,此派以陰陽五行說明宇宙萬物,已為採用道家莊老言自然萬物的說法。史記孟荀列傳詳載鄒衍學說。其推而廣之以言地理,又推而遠之以言歷史,皆與莊子齊物、秋水路徑相似。以一氣分陰陽,其論采於道家;五行則由當時新發現天空中金、木、水、火、土五行星而起。惟其主要精神,則仍本於儒家。即偏重於政治的興味而言仁義是也。其學說大約可分兩部分。

一見於呂氏春秋十二紀、淮南時則訓及禮記月令,此主「五行相生」說,如春為木,夏為火,木生人是也。大抵主王者行政,須隨時節為轉移。故曰「時則」,又曰「月令」。今俗稱時令、節今,此「令」字即王者之號令,所謂政令是也。政令當與時節相應,即為天人相應之一主要義。

此種學說,似頗導源於孟子,所謂「勿奪民時」也。古者以大會獵教戰,必於農隙,因之此派生用兵、用刑必在秋冬。又古人役民築城、浚川及修墳墓等大工役,亦在農事已畢之後,故此派生葬埋及開掘動土必在冬季。農業社會之政治,處處與天氣節候有關。惟孟子偏重人道觀念,以「不忍人之心」及「保民而王」等說之。鄒衍又折向古代宗教意味,偏重天道觀念,遂另造一套五行相生相剋的說法。如謂冬行水令。利於用兵、用刑之類是也。苟子謂:「盂子、子思造為五行」,以晚起五行學說根本要義實導源孟子,非孟子自身即有五行學說也。(此種思想,直至最近俗傳時憲書,仍有某日宜某事、某日不宜某事等,由古人以干支紀日,五行家以干支分配五行,於是再以相生相剋說之,即見有宜、不宜。)

又一部分則為漢儒所傳之「五德終始論」。此主「五行相剋」,如周為火德,秦滅周,故自謂水德,水克火是也。又時之令,如周為火德,尚赤,(此在時則、月令屬夏);秦為水德,尚黑(此在時則,月今屬冬)。兩派學說互自不司,而皆源自鄒衍。大抵前者先起,故呂氏春秋已采之;後者晚出,故秦始皇並六國而采其說。此所謂「五德之運」,此「運」字似從孟子「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來。「運」只是因民心之轉而影響到政權之推遷。五行學家又從民心折返天意,天上無不變之四時,地下亦無一姓之王統。此老子所謂「四時之運,功成者退」,而董仲舒引伸之曰:「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堯、舜之禪讓。」於是王室更迭,為一種必然的循環。不重在人道上,而轉重到天道上去。此又是天人相應之例。(今俗傳命運說,即由此來。「運」即是「命」之必然的轉動。一國一王政治制度之必然轉動,漸降為一人一家之禍福的命運。)故知鄒衍學說原本孟子,不過天道、人道畸輕畸重之間,兩人不同而已。上述二說中,無論從何一說,已由惟一的上帝觀念而演化成青、赤、黃、白、黑。五色帝。

古代的宗教,便利於大群體之凝合,而過偏於等級束縛,一般個人地位不存在。除卻王帝以及諸侯貴族一部分特權階級。儒家以「仁」濟「禮」,「禮」為等級的,而「仁」則平等的。一般個人各自以「仁」為一切之中心;「禮」則只能最高結集於王帝,為唯一外在之中心。在大群體之凝合中,充分提高了一般個人的地位,古人言禮本於天,極於王帝。儒家言禮本於仁,由於個人。惟仁即顧及群體,即仍有禮之存在,仍不能無等第。(單禮可以無分別,群體不能無分別;等第即分別也。)墨家一面注重大群之凝合,一面反對等第的束縛,故唱「兼愛」。而其缺點,則在個人之依然無地位。故唱「天志」,抑且較古宗教為甚。道家則專意要向大群體中解放個人,故言「道德」,不言「仁義」。道德是各個的,仁義是融和的。而結果達於群體之消失。

古宗敦以上帝、天子、民眾為三位一體;儒家則以個人、大群與天為三位一體。墨家並不注重個人,只以大群與天合體。道家則以個人徑自與天合體而不主有群;故於歷史文化皆主倒演,即返到原始的無群狀態。陰陽學家的缺點,第一在由儒家之偏重人道觀又折返古代之偏重天道觀;如此則個人地位又趨模糊。第二在由儒家之正面的、積極的觀念里,又摻雜進許多道家的反面的、消極的觀念,如此則個人地位勢必與群體衝突。因此遂有神仙思想之混入。「神仙」即是由大群體解放出來的個人最高理想。

神仙思想之產生,蓋有兩地。一在汝、淮、江、漢、陳、楚之域,其地山川景物,均與中原河域不同。其居民活潑而富想像,散居野處,巫鬼祭祀,男女相悅,其意態與北方殷、周之嚴肅奉事一上帝者有別。此為自由的、個人的,而彼則團體的、大群的也。其徵見之於楚辭、九歌、大招、招魂、離騷諸篇之所賦。

其一則在燕、齊濱海之區,海上神山,縹渺無稽,亦同為神仙思想所蘊孕。燕、齊濱海,故其想像常超脫向外;淮、漢居陸,故其想像亦就地著實。燕、齊之所想望在世外,故以求仙為宗;淮、漢之所追求在地上,故以降神為主。要之,同為個人的,非團體的;又同為方術的主要泉源,以與中原河域大眾教之重禮樂者為別。其後秦滅六國,此等思想同為中原民族所吸收,而被編配於大眾教上帝一神之下。(如湘君、山鬼之類,此不過一水神、一山神耳。其後以湘君、相夫人為堯之二女;又以屈原為水神,皆以南方民間素樸的自然神,溶入歷史文化中,即是南方思想被吸收、被編配而與北方思想同比之證。)其神仙思想之正式為學者所採用,則似始於莊子。

儒稱「守死善道」,墨號「赴湯蹈火」,儒、墨皆以其輕生尚義之精神,逐漸使平民學者在社會上嶄然露頭角而佔到其地位。如子路、孟勝之徒皆是。繼起者遂有楊朱主為我尊生,以反對儒、墨之輕生為人。

莊子思想承接楊朱,既主為我尊生,因此不願有團體與社會之壓迫,又不樂為團體社會而犧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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