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初起的情形，和南方差不多，又加上一個種族的複雜問題。
五胡時代，田租的收納，依然是八二乃至六四。
慕容皝以牧牛給貧家田於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記室參軍封裕諫，以為宜罷諸苑以業流人，持官牛者，官六私四；私牛官田，與官中分。皝依之。此雖一例，然當時北方田租，大體正可以此類推。魏孝文太和十二年，李彪請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一為屯民，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魏書釋老志：「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能歲輸谷六十斛入僧曹者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北史魏收傳：「收在並作一篇詩，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此皆北人以六十斛、六百斛為一單位之證。宋元嘉中，徐豁亦言：「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武吏」亦指屯田言。以畝收一石計，六十斛正是六四收租也。
至於軍隊，主要是胡人的部族兵，漢人更處不重要的地位，只遇需要時用抽丁的辦法。
石虎討慕容皝，令五丁取三，四丁取一。徵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腰斬。慕容儁欲經營秦、晉，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覆隱漏，率戶留一丁，余悉發，欲使滿一百五十萬。劉貴上書極諫，乃改為三五占兵。苻堅平代，亦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稅租。王猛用秦，始主十丁一兵，使有羨夫，最號寬仁。
到元魏時，政治漸上軌道，在南朝無可奈何的情形，在北朝卻一一有了辦法。
最重要的是北魏的「均田」制度。其議起於李安世。太祖天興元年、太宗永興五年，皆有「計口授田」之詔。高祖太和元年，詔：「敕在所督課農田，一夫制治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此皆北魏均田先聲。
史稱：「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上疏云：『井稅之興，其來日久。蓋欲使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慾，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群證雖多，莫可取據。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帝深納之。」（《魏書》卷五三《李安世傳》載）之議起於此。今按，李疏雲「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則應在十年立三長後，而均田詔尚在九年。據魏書，立三長同時定「調」法，「調」法正須與均田相附而行，則九年有均田韶，信矣。蓋均田非一年可成，李安世亦恐不止一疏，通典、通考、玉海皆以李安世上疏在太和元年，亦因有詔均田也。然恐非此疏。上引則似確在立三長後也。劉道元曰：「劉、石、苻、姚喪亂之後，土田無主，悉為公田。除兼并大族外，貧民往往無田可耕，故孝文分官田以給之。」令按：李疏正為豪右冒認此項田畝而發，則明在推行均田以後。
均田詔在孝文太和九年十月。詔首即云：「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是時孝文尚未親政。可知北朝政冶走上漢化之路，並不自孝文始。
大意謂：富強者併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還受以生死為斷。
要行均田，必先審正戶籍。十年二月，遂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此議本於李沖。
未立三長前，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征斂，倍於公賦。韓卓疏謂：「巨姓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是也。
五家一鄰長，復一夫。五鄰一里長，復二夫。五里一黨長，復三夫。
時群臣多不贊同。太后曰：「立三長則包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不可？」
翌年京都大飢，韓麒鱗表陳時務，又乞「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可證均田制推行尚有在後。均田制的大概如次：
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犢及老牛不得援例。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一本作四年。
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
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謂桑天有盈，即充分在倍田內。諸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余，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奴各依良。亦得給桑田。
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
諸「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
此制用意並不在求田畝之絕對均給，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貧者亦有一最低之水準。
丁牛有限，而奴婢無限；又授田率一倍、再倍。若以一夫一婦十奴四牛計，其田已在千畝外。若丁牛限四年，則並牛亦無限矣。又北齊河清三年詔：「奴婢受田，親王限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一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據北齊以推元魏，可見奴婢受田之多。北齊尚有限，元魏並限無之。又魏書源賀傳有云：「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紿百姓。」北史常爽傳謂：「三長皆豪門多丁為之。」然此等皆不足為此制深病，治史者當就大體著眼也。
尤要者則在繩其蔭冒，使租收盡歸公上。
還受之田，舊說以不栽樹故曰「露」。恐露是「蔭冒」之反義，以其屬諸公上，故曰「露」。以其為露田，故須還受。以其須選受，故不得樹桑榆；並不以其不準樹桑榆，始稱「露田」。時有「露戶役民」，正對復蔭之家而言。均田制之最高意義，還是要將豪強蔭冒一切出豁，還是與西晉「戶調」用意略似，依然是中央政府與豪強爭奪民眾之繼演表演。
而且在北朝的三長與均田制，更有一層重要的意義。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國，逮三長、均田制行，則政體上逐漸從氏族封建變為郡縣一統，而胡、漢勢力亦因此逐漸倒轉。
北魏宗室封郡為王公，部落大人降附者封縣為列侯。宗室封者先後共九十餘人，部落大人封者則達一百八十餘人。此等世襄封爵，為封建意味之割裂。至三長、均田制行，則漸次形成中央一統之郡縣制。魏立三長之年，即議定民官依戶給俸；高閣云：「懼蒸民之姦宄，置鄰以牧之。究庶官之勤劇，班俸爵以優之。」蓋民田租收既歸公上，則百官自應給俸。當時對百官給俸制甚多反對，此與反對立三長制用意正同，亦賴文明太后力持而定。又按：北史太和八年詔：「朕顧憲章舊典，始班俸祿，罷諸商人，以簡民事。」可見其前商人皆隸屬官府，如崔寬傳：「其治弘農，往來販賣漆蠟竹木致富。」今百官班俸，則隸官商人可罷，而民間自由商業亦因此再興。北方社會重行使用貨幣，亦在此後也。（又孝明帝時張普惠上疏：「州郡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及三長。百官請俸，人樂長闊，並欲厚重，無復准極。」亦可見立三長輿班祿制兩者間之關係。）是年又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蓋河北尚多部落勢力也。是其證。自是中國士族逐漸得勢。因其多為中央統一政府下之官吏。而諸胡部落大人逐漸失其地位。因其均為封建小主。此後魏孝文命鮮卑氏族全改漢姓，正以氏族之優越地位早已在政治上消滅也。
南方屢唱土斷僑寓及釐正譜籍，然他們始終要在保全士族的特權下剝下益上，不如北方政治理論之公平。因此北方的均田制可以做成一規模，而南方的黃籍積弊，終難清理。這可為北勝於南之顯例。
其次再論均田制下之租額。
據魏書食貨志，李衝上言立三長，並定「調」法。
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
此所謂「調」，即包舉田租在內。一夫一婦六十畝，倍田不計。納粟二石；以畝收一石計，六十石收二石，便是漢代三十稅一之制。若以當時稅收慣例，百畝收六十斛比論，相差已到十八倍。（1石=10斗＝100升，30畝征100升。100畝征60斛，1斛＝10斗＝100升，則100畝征6000升。〔唐朝之前，1斛（hú）=10斗。宋朝開始，改為1斛=5斗，而1石=2斛。〕）
舊調，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供調外費。較現行調法亦大重。然三十、五十家方為一戶，其蔭冒者皆歸私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