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的大一統，到東漢末而解體。從此中國分崩離析，走上衰運，歷史稱此時期為魏晉南北朝。
自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即魏文帝黃初元年。下至魏元帝咸熙二年，凡四十六年而魏亡。
此下十五年，至西晉武帝太康元年吳亡，中國又歸統一。
然吳亡後十年，武帝卒，不二年晉室即亂。吳亡後三十一年，為晉懷帝永嘉五年，劉曜陷洛陽，帝被虜。又五年，愍帝建興四年，劉曜陷長安，帝出降。自此西晉覆滅，中國分南、北部。
東晉南渡，自元帝至恭帝凡一百零三年。宋六十年，齊二十四年，梁五十六年，陳三十三年，共一百七十年為南朝。
北方五胡竟擾，起晉惠帝永興元年，劉淵僭號。迄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沮渠牧犍為魏所滅，即魏拓跋燾太延五年。共一百三十六年，此後北方復歸統一。
元魏凡一百四十九年，而北方歸其統一者先後僅九十六年，又分東、西魏。東魏十七年，西魏二十三年。繼東魏者曰北齊，二十八年；繼西魏者曰北周，二十五年，為北朝。
此長時期之分裂，前後凡三百九十四年。起自建安。三百九十四年中，統一政府之存在，嚴格言之，不到十五年。放寬言之，亦只有三十餘年，不到全時期十分之一。
將本期歷史與前期秦、漢。相較，前期以中央統一為常態，以分崩割據為變態；本期則以中央統一為變態，而以分崩割據為常態。
這時期的中國，何以要走上分崩割據的衰運？這可以兩面分說：
一是舊的統一政權必然將趨於毀滅，二是新的統一政權不能創建穩固。
一個政權的生命，必須依賴於某一種理論之支撐。此種理論同時即應是正義。正義授與政權以光明，而後此政權可以綿延不倒。否則此政權將為一種黑暗的勢力，黑喑根本無可存在，必趨消失。
東漢王室逐步脫離民眾，走上黑暗的路，此有兩因：一則王室傳續既久，一姓萬世的觀念使其與民眾隔離。一則內朝、外朝的分別，使其與士大夫民眾之上層。隔離。因此外戚、宦官得以寄生在王室之內邊而促其腐化。舊的統治權必然滅亡。已在前幾講說過。
舊統治權因其脫離民眾而覆滅，新統治權卻又不能依民眾勢力而產生。
秦、漢間的社會，距古代封建社會不遠，各方面尚保留有團結的力量。所謂「山東豪傑」群起亡秦，此輩豪傑，一面代表的是貴族封建之遺骸，另一方面代表的卻是社會之組織力。
王莽末年之亂，除卻光武一宗及隗囂、公孫述等帶有古貴族即豪傑。之氣味外，其餘如綠林、銅馬、赤眉之類，全是饑民的集團。
沿積到三、四百年以上的統一政府，統治著許大的廣土眾民的國家，散漫的農民農民因生活關西，不能不散漫。在飢鋨線上臨時結合起來，其力量不夠得推翻他。
秦、漢以來的統一政府，日趨龐大，其事可舉當時地方行政單位郡、縣。及戶口數論之。秦時全國分四十餘郡。西漢平帝時，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東漢順帝時，凡郡國百有五，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民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二十。
且以中國疆域之展布，縱使大饑荒，亦必夾有豐收的地帶，要一般農民一致奮起，事亦不易。於是無可團結的社會，乃藉助於「宗教」與「迷信」。農民結合於宗教與迷信的傳播之下，而一致奮起，成為東漢末年之黃巾。
黃巾蔓延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
然而迷信成分太多，宗教質地太差，容易發動，數年內即傳播成熟。不容易成功。
東漢王室並沒有為黃巾所傾覆。
東方的黃巾，乃至西方的邊兵，董卓一系的涼州兵。均已逐次削平。若使當時的士族河北有袁紹、公孫瓚、劉虞；四川有劉焉；荊州有劉表；淮南有袁術等。有意翊戴王室，其時外戚、宦官均以撲滅，獻帝亦未有失德。未嘗不可將已倒的統一政府復興。然而他們的意興，並不在此。
漢末割據的梟雄，實際上即是東漢末年之名士。尤著者如袁紹、公孫瓚、劉表諸人。
袁紹喪母，歸葬汝南，會者三萬人，其盛況不下陳寔。又母喪禮畢，追感幼孤，又行父喪。其去官而歸，車徒甚盛。許劭為郡功曹，紹入郡界，曰：「吾豈可使許子將見。」謝車徒，以單車歸家。公孫瓚與劉備同受學於盧植，為郡吏，太守劉君坐事徙日南，瓚身送之，自祭父墓，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歸，便當長辭。」劉表，「八及」之一，在荊州，允為一時名士所歸趨。
國家本是精神的產物，把握到時代力量的名士大族，他們不忠心要一個統一的國家，試問統一國家何從成立？
當時士族不肯同心協力建設一個統一國家，此亦可分兩面說：一則他們已有一個離心的力量，容許他們各自分裂。二則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更健全、更偉大的觀念或理想，可以把他們的離心力團結起來。
離心力的成長，大體為兩漢地方政權所演變。
（一）地方長官之權位
兩漢地方行政長官，即郡太守。太守之下，為縣令或縣長。其地位本甚高，秩二千石。與中央政府之九卿略相等。平時得召見，天子有事，用賜璽書。高第成績好者。得入為公卿。如張蒼、申屠嘉等。東漢益重，或自尚書、僕射出典一郡，或自典郡入為三公。在郡得自辟屬官，掾屬限用本郡人，惟三輔得用他郡人。得自由主持地方之政事，得自由支配地方財政，惟每歲盡，須派員至中央（丞相府）上計，「計簿」即治理成績之統計與報告書也。得兼地方軍政。西漢有郡尉，為地方武官，而轄於太守。東漢省之。
兩漢的郡太守，權位既重，並得久任，儼如古代一諸侯，所異者只是不能世襲。
中央政府對地方行政有分派督察之人，曰刺史。
西漢剌史秩六百石，居部九歲乃得遷守、相，郡曰「守」，國曰「相」，權位略同。位微而權重。每歲八月巡行所部，歲盡詣京師奏事。東漢刺史秩增至二千石，但因計吏還奏，不復詣京師，西漢刺史吏奏二千石長吏不任職，事先下三公，遣掾吏按驗。東漢不覆關三府，權歸刺舉之吏。位任益尊。
靈帝時，地方變亂紛起，宗室劉焉建議改刺史為州牧，模仿封建時代之霸者。乃有地方行政實權。關東義兵起，討董卓，太守亦各專兵柄。中央大權墮落，地方政權乘之而起，遂成三國初年之割據。
（二）二重的君主觀念
地方政權漸漸成長，亦有一種道義觀念為之扶翼。
因郡吏由太守自辟，故郡吏對太守，其名分亦自為君臣。
汝南太守歐陽歙，欲舉督郵繇延，主簿將引延上，功曹郅惲曰，「明府以惡為善，主簿以曲為直。此既無君，亦復無臣。」會稽太守成公以臧罪下獄，倉曹掾戴就幽囚拷掠，曰：「奈何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
或稱太守曰「府君」，乃至為之死節。州、郡又得稱「本朝」。司隸從事郭容碑：「本朝察孝，貢器帝廷。」豫州從事尹宙碑：「網紀本朝。」
漢末廣陵太守張超為曹操所殺，其故吏臧洪，袁紹任為東郡太守，怨紹不救超，遂與紹絕。與紹書，謂：「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島被侵，請師見拒。使洪故君淪滅，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
除非任職中央，否則地方官吏的心目中，乃至道義上，只有一個地方政權，而並沒有中央的觀念。
劉表遣從事韓嵩詣許，嵩曰：「若天子假一職，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不能復為將軍死也。」
甚至即已進身為中央宮，仍多為其舉主即其舊日太守，所由察舉而得進身者。去官奔喪。吳匡、傅燮等；已詳前。
又趙咨拜東海相，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迎路謁候，咨不為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僅為一謁輕去其官，較之奔喪，抑又甚矣。
當時的士大夫，似乎有兩重的君主觀念，依然擺不脫封建時代的遺影。
國家觀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觀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此自東漢下半節已有此端，至三國而大盛。
然而此種趨勢，苟有一個更合理、更偉大的思想起來，未嘗不可挽回。惜乎魏、晉以下的思想，又萬萬談不到此，中國於是只有沒落。南史宋武陵王誕反，或勸其長史范義出走。義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柳慶遠傳，梁武初為雍州剌史，辟慶遠為別駕，慶遠謂人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在吾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