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漢政治上佔有地位的，一面是代表「王室」的外戚和宦官；另一面則是代表「政府」的新興與士族，便是當時之所謂「名士」。
士人在政治上佔有地位，自西漢武、宣以來，已逐步顯著，而到東漢益甚，這裡有幾層因緣。
一、朝廷帝王之極端提倡。
光武天鳳中至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其自身本為王莽時代之太學生，故在軍中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樊准語。其一朝功臣，亦多屬儒生。鄧禹為光武同學，寇恂、馮異、馬援、賈復、祭遵、耿弇諸人，大半皆通儒。光武子明帝及其同母弟東平王蒼皆深受儒學之陶冶。明帝為太子時，師桓榮，榮亦習尚書。止宿宮中五年，薦門人胡憲侍講，始得出入。永平二年臨辟雍，引師桓榮及其弟子升堂，明帝自講說，諸儒執經問難，園撟門聽講者萬數。章帝師張酺，酺亦習尚書，其祖先充，光武同學也。酺又師事桓榮。光武、明、章一家三代尚書之學，蓋深受王莽時代之影響。元和二年東巡，張酺為東郡太守進謁，先備弟子禮，使張酺講尚書一篇，然後再修君臣禮。當時王室外戚、功臣子弟，下及期門、羽林之士，莫不受學。匈奴亦進子入學。朝廷對儒術之極端提倡，較之西漢遠過。
二、民間儒業之普遍發展。
陳留劉昆治易，王莽世，教授弟子恆五百餘人。南陽窪丹傳易，王莽時，避世教授，徒眾數百人。樂安歐陽歙，八世為博士，傳尚書，光武時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數百人，征為大司徒。發覺在汝南贓罪千餘萬，下獄。諸生為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自系求代死。書奏，歙已死獄中。贓罪至千餘萬，而為之求哀者尚多至千餘人，可見當時儒生在社會地位之崇高。濟陰曹操曾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樂安牟長，少習歐陽尚書，諸生講學者常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山陽丁恭習公羊嚴氏舂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時為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北海甄宇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沛桓榮，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後復客授江、淮間。以上桓榮見本傳、余見後漢書儒林傳。晉陽劉茂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東郡索盧放以尚書教授千餘人，更始時、以敢言顯名。（見獨行傳。）趙翼陔餘業考有「兩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條，謂：「及東漢中業以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錄者至千百人，由是學遍天下。」今以劉茂、劉昆、窪丹、索盧放之事觀之，可知民間學風，自西漢哀、平下迄王莽時已大盛，光武、明、章亦自受此等風氣之熏染也。其它又如范升、鄭興、（從劉歆讓講正左氏大義。）陳元、（父欽為王莽左氏師。）賈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鄭、賈學行數百年，為諸儒宗。）杜林、（從張竦受學。）衛宏，（從謝曼卿受毛詩。）此等皆東漢初年大儒，皆成學在王莽世。
三、博士弟子額之日益增添。
博士弟子武帝初設僅五十人；昭帝時百人；宣帝末二百人；元帝好儒，增至千人；成帝末至三千人，歲余復如故。王莽秉政，奏起明堂、辟雍、靈台，為學者築舍萬區。五經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人，六經三十博士，弟子一萬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講各二十四人。學士同舍，行無遠近皆隨檐，雨不塗足，暑不暴首。
而尤要者則在當時之地方察舉以及公府徵辟制。
地方察舉與公府徵辟，為東漢士人入仕之兩途。此兩制皆起於西漢。
兩漢的察舉制，大體可分為在先的「賢良」與後起的「孝廉」兩大項。
漢廷每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簡稱則曰「賢良」。其制初意，似仿戰國招賢，於世胄貲選外別開一格。高帝十一年詔「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即此詔最先之濫觴也。文帝十五年始親策試。此制無一定之斯限，所舉大抵為現任官，漢士頗慕應其選，一時號得人，如晁錯、董仲舒、嚴助、公孫弘，皆賢良也。漢詔又有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武元光五年。「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元封五年。「文學高第」、昭始元五年。「明陰陽災異者」、元初元三年。「可充博士位者」、成陽朔二年。「勇猛知兵法者」元延元年。等，皆可與「賢良」歸入一類，皆為朝廷特意延訪此類人才也。「孝廉」為孝子廉吏之簡稱，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是為漢室令舉孝廉之始。元朔元年詔：「朕深詔執事，舉孝，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其議不舉者罪。」可見舉孝、興廉，系屬兩事。乃由朝廷設意獎進此項風氣，與延訪人才諮詢政事之意各別。宣帝地節三年詔：「朕既並舉賢良方正，而俗化闕焉，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者各一人」，亦可證此議。其先文帝十二年，已詔：「孝悌、力田、廉吏，朕甚嘉此。今萬家之縣，雲無應令，豈實人情？」於「孝廉」外復有「力田」一項。是年文十二年。並詔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蓋「孝廉」出於鄉官小吏，非有才學，恐不足以應天子之詔，故郡縣率不樂舉，而求應此選者亦少。宣帝黃龍元年詔：「舉廉吏，誠欲得其真，吏六百石，位大夫，毋得舉。」可見漢廷意在獎進小吏，而郡國乃以大吏充數。而當時舉廉吏若已成例事，亦可於此詔中體味得之。
至東漢初，則「茂材」、「孝廉」定為歲舉。
光武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茂材四行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草覆問，才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按：詔中無孝，惟明帝時樊鰷上疏，已有「郡國舉孝簾，率取年少能報恩者」之語，則似孝、廉並舉，成為例事，明帝時已然。
循至歲以百數。
章帝建初元年詔：「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二年：「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則知其時郡國察舉，頗已多弊。
嗣後「孝廉」遂為察舉惟一項目，遂至勒為定額。
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並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小均，丁鴻、劉方上言，「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本為孝子、廉吏，此則「孝廉」特為貢舉之一目矣。四十萬二人，上至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
又繼之以限年，並別標行能，加以考試。
順帝陽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不拘年齒。」按：至是則儒生、文吏、茂材、異行全與孝廉混並不分矣。又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則變薦舉為課試，與舉孝興廉原意全遠矣。蓋其先以茂材異能訪入才，以孝子廉吏獎風俗。及孝廉漸成例舉，郎官雖無員，亦自有限，郡國各舉孝廉一人，歲已二百許人。自是孝廉獨行，諸科漸廢。又社會文風日開，郡縣吏亦多彬彬儒雅，雖孝廉之選，其實無異於茂材，人競趨之，惟求出路耳，不問其為孝廉、茂材也。遂至有請託舞弊，而朝廷亦以種種條件限之，亦惟求人才耳，不限於得孝廉也。限年之議始自尚書左雄，雖與舉孝興廉原意不合，亦整頓選法之不獲已也。
逐步漸近於後世之科舉。
當時反對者有黃瓊、胡廣、崔瑗等。然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號為得人。其後黃瓊為尚書令，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至是則前漢賢良、孝廉兩項目，已同歸入歲舉中，而不過統以「孝廉」目之而已。
此項制度之演進，一面使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獎拔人才，鼓舞風氣；一面使全國各郡縣常得平均參加中央政局，對大一統政府之維繫，尤為有效。而更要的，則在朝廷用人，漸漸走上一個客觀的標準，使政府性質確然超出乎王室私關係之上而獨立。
與察舉制相輔並行的尚有徵辟制。
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東漢公卿尤以辟士為高。
選舉多循資格，辟召則每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故當時尤以辟召為榮。崔實政論北堂書鈔六十八引。謂：「三府掾屬，位卑職重，及其取官，又多超卓，或期月而長州郡，或數年而至公卿。」崔語止此。於是名士養望，有被命不遽出，至五府俱辟如黃瓊，四府並命如陳紀者。以外戚秉權者曰大將軍，以老臣錄尚書者為太傅，並外朝三公稱四府、五府。
亦有朝廷聞高名，直接辟召。
如樊英被征初至，「朝廷設壇席，待若神明。」李固語。陳寔少從樊英游。官僅太邱長，家居後，朝廷每三公缺，議者多歸之。太尉楊賜、司徒陳